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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咸丰前后——博山琉璃的鼎盛时期

清乾隆后期，宫廷主持的琉璃生产，渐趋衰落，琉璃生产重点已由京师转向民间。博山琉璃，由于它悠久的历史，雄厚的生产技术基础，还有富藏琉璃原料的优越条件，成为当对全国琉璃生产的重要基地。在北方发挥着原料供应中心和生产技术传播中心的作用，博山琉璃生产的地位日见重要。

清同治八年(1869年)欧人阿·威廉逊曾专程到博山参观访问，了解当地琉璃生产的情况。他在《北中国旅行记》中写道：“在许多年代中，当地居民制造琉璃，我看到他们……制造灯、珠子、以及各种装饰品，他们并将琉璃制成棒状，长约30吋，束之成捆，外运全国各地。”又说：“琉璃至纯，着色极美，其操作亦臻相当纯熟之境，许多制品，均经精心磨制。”

这里提到的成捆的棒状物，就是琉璃料条，是大炉经冶炼制成供小炉进行再加工的琉璃材料。这种专门生产料条的大炉，在同治年间已有三十余家。他们生产的琉璃料，一部分由本地炉户购买，一部分运销外地，打入外地市场。阿·威廉逊1903年发表在《华北先驱报》上的一封信这样写道：“博山这个地方制造加工琉璃料器，仿制玉器，作琉璃瓦等而闻名全国。其产品多为北京商贩购买，再以‘京料’转售他地。”这封信发表的时间比较晚，而他说的还是十九世纪中期，即同治以后他曾经看到的情况。阿·威廉逊是个外国人，他对博山琉璃情况，就他所见到的，作了简要的叙述，为我们提了当时博山琉璃生产的宝贵史料，虽然不够详尽，但也足以看出博山琉璃产销的大致轮廓。    

据北京《琉璃厂小志》说，在清代的中晚期，京城里的许多琉璃制品，如料丝灯、琉璃花果玩具等，都是博山出的。当然博山产品的销路，不只限于京师一带，但博山料货能占据京城市场，也足以说明它有较强的竞争力。嘉庆以后，时尚有变，器用饰物，包括鼻烟壶在内，由宝爱琉璃转向珠玉。琉璃生产的方向也跟着转移，一是品种的更新，一是在琉璃料上力争改进，充翠代玉，以假乱真。这时候，技术高超、实力雄厚的琉璃生产者．往往以家族为生产单位．互相竞争，设奇斗巧，技术上互相保密，一旦能生产出适合市场需要的名贵色料或新奇产品，便可以求其善价，独家经营，大获其利。咸丰前后，博山琉璃料已达七十余种，这些色料，有的用金属原料，有的用化工颜料。据《博山乡土志》记载：“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颜料多由外洋输入。博山一隅，炉行购颜料每年不下十数万元。”像翠绿、奶白、亮黄、老山玉、水品，骨紫、鱼骨白、鸡肝石、月蓝、湖水、红玛瑙、琥珀色、蓝宝石、正黑、牛角石等色料销路最广，以高(玉富)家的金红，周(志津)家的鸡油黄，孙(焕宸)家的珐琅料(景泰蓝)，还有鸡血红金星料等最有名。当时比较著名的琉璃产品有：

1、冲玉料镯。道光年间已开始生产，色泽鲜明，质地    纹理密如玉石，多行销于少数民族地区，为藏族妇女很喜爱的装饰物。

2、料珠。博山生产料珠的历史很久，也是博山炉业的传统名产，明嘉靖《青州府志》已有记载。至清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有胡山者，在原来生产的基础上，又加改进，扩大了制作范围，增加了米珠、腰珠、念珠、莲子珠等许多新品种。

3、铺丝。用琉璃料抽成细丝，排比交织形成平面，初用于制作料丝灯。后来又放置于镜框画屏表面，装饰字画。在平板玻璃未兴开时，使用很广。琉璃丝历史悠久，在博山，于一八八六年由炉工郝志荣首制，一八九五年又经毕荣九改进，轻巧美观，新颖别致，远销国外。

4、内画瓶。嘉庆以后，以珠玉为贡的鼻烟壶，替代了琉璃鼻烟壶的地位。到了咸丰年间，北京著名艺人傅甘桓创造内画鼻烟壶新品种，在瓶口只有豆粒大的料壶里，用极其精细的竹笔蘸上颜色，在瓶内画出各种人物、山水、花卉，首创了我国独特的工艺品内画壶，被人称为“巧夺天工的绝技”。光绪年间内画技艺由北京传到博山，博山著名的画师毕荣九、薛向都、孙坦普等首先掌握了这门技术，并研究出用铁砂摇磨法，使瓶内壁产生毛面，便于作画敷采，画工极为精细。他们带徒传艺，结合自己的技法，形成了内画艺术中独具特色的博山画派，与北京画派的周乐元、马少宣、叶仲三等同享盛誉，中外驰名。当时最负盛名的是毕荣九，在大仅盈握的瓶壁内，画出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个个都带腰牌。巡抚等都登门以求。许多外国客人，也专程造访，很受时人敬重。传说他在一个带有杂纹次品瓶坯上，因势构形，绘出了一幅夭矫隐观的云龙图，山东巡抚胡廷干居为奇货，献给了慈禧太后，慈禧很赏识，赞为神品。赏赐他黄马褂一袭，金银若干两。还传说，毕荣九去北京卖艺，誉满京城，曾受到慈禧的接见。

5、珐琅。也叫景泰蓝，起始于明成化年间，景泰时曾盛极一时。博山(当时的颜神镇)其时已有珐琅炉生产，延续至清初，后来中断了，清道光年间博山王姓万元号，聘请河北琢县名匠卓某恢复珐琅生产，   改万元号为锦泰号，光绪时又改为同泰号，再改裕泰号。后来以高立铭的万盛义、孙襄臣等人的景泰成经营最盛，行销畅旺，获利颇巨。珐琅软色用于银器，硬色用于铜器。珐琅点饰的器物如花瓶、香    炉、文具、妇女饰物等，畅销于北京、天津、上海、西安、苏杭、常德、潍坊等地，并向英、法、美、日等外洋出口。随着销路的日益扩大，相继在北京、汉口、常德、西安、杭州等城市设庄经营。有些名    牌珐琅料还参加国际博览会，在国际市场上受到一致好评。

6、料兽与花球。明代博山艺人就能用琉璃料制作各种造型简朴、惹人喜爱的小动物，人们通常称之为料兽。不过在当时诸多的琉璃产品中，还没有作为主要商品来生产，因之产量较少。花球是仿料兽制作的比较晚起的一个品种，兴盛于清朝的光绪年间，畅销各地。创始人是张奎元和左承顺，而以孔宪芝的孔家花球最负盛名。

咸丰前后，约有七、八十年时间，博山琉璃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成为博山琉璃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作为这一时期的生产发展、繁荣昌盛的标志不仅表现于生产量的增加，花色品种的多样，还表现在商业交流的无比兴隆。本地从事琉璃贩卖的商人日益增多，经营的地区范围不断扩大，外地商人贪琉璃之利者，蚁聚云集、纷至沓来。许多人都因此发了横财。

据调查，光绪以前，博山在外地经营的料货庄（有的是兼营)多达四十余家。其中知名的有：

北京：协顺、鸿兴永、同兴永、德兴永、复兴永、永聚、景泰成等。

哈尔滨；同聚兴。

汉口：兴盛汉、福和长、仁和成。

南京、苏州、上海：应太永、双和成等。

其中不少料货庄还设分庄，如石绵堂在汉口经营的福和长，在衡阳、常德、周家口等处又设分庄，在西安的延伸到青海、新疆，在湖南、湖北的以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为主要经营对象，在南京、上海的都有跑扬州、杭州、无锡的行商，纵横交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琉璃经营网。

《博山县志》中《赵礼堂墓志铭》有这样一段记载：    

先是博山产颇黎质，将(匠)作精巧。君语伯兄曰：士无严处奇特之行，而是贫贱高语仁义，足羞也。矧两亲健在，甘脂缺供，盍谋所以释亲忧者。由是行贩诸什物于江浙，不数年，获利无算。赵礼堂半路出家，不算是个地道商人，但他经营琉璃后，由穷到不能养亲，一变而为富有，可见琉璃多利之一斑。

由于经营琉璃，转眼之间成了腰缠万贯的暴发户，在博山所在多有。突出的例子，是咸丰年间的李春如。李在汉口经营料货庄，获利巨万，在博山大街南头建起五进院的豪华宅第，内有五层楼的扬州阁，里面用银子铸了十八尊罗汉，各重两千余斤，取名“没奈何”(意思是搬不动，盗不走)，还用银十万两捐了个道台，人称“琉璃道台”，与当时湖南的“竹竿道台”，南北遥应，相映成趣。

蒋、钱两族，也是琉璃发家，花费巨款将西寺买作私人家庙，塑一个“童子拜观音”，花白银一斗，写一个“大雄宝殿”匾，用纹银三千。

这些料货庄，来回贩卖，既将琉璃产品运往外地，又将外地出产运回，使货品多而交易盛，博山商业于是繁荣起来。章丘著名的商业资本家—— 旧军阀孟家的“祥”字号也被吸引到博山来，他们在博山的六和祥红火一时、赚钱无算。当时在博山的外客，成群结队，你来我往。在半里多长的西冶街上，就有八家旅馆繁忙接待。生产的发展，市场的繁荣，加上外地客商的增多，促进了如运输业、服务业的发展，饭馆酒肆，日夜喧腾，青楼妓馆，也兴了起来。

创造物质财富的是广大炉工，真正得益的却是这些料货商人，琉璃工人并没有因为一时的繁荣摆脱穷困，他们的境遇并没有多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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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清末民初博山琉璃业的不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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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末年，由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欺凌，当时的清朝政府，外战不利，内乱频仍，焦头烂额。民族工商业，也因苛捐杂税，和外商打入国内市场的影响，而日趋凋零。博山琉璃业，在这样的形势下，也渡过了它的高峰期，由长期的繁荣变得很不稳定。

比较起来，琉璃业还与一般的民族工商业有所不同，因为它独特的货流渠道，和它具有的古老传统，琉璃货品，较少地遇到外商的冲击和竞争，还能在原来的基础上，维持其相当规模的生产。而且，由于中国的门户开放的结果，对外贸易额增多，琉璃制品较多地进入国际市场，部分产品的销路反而有了一定的扩大。作为这方面的例子，除料质内画鼻烟壶在许多外国倍受欢迎外，琉璃花球也成了外商求购的新品种。

琉璃花球，如前所述，在光绪初年还不是商品，也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生产工艺过程。光绪廿九年(1903年)才由炉工张奎元和他的徒弟左承顺成批制作，供应市场。这时候也只是花球生产的雏形。到了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又从北京料货庄得到了个瑞士花球的样品，由张积元和张敬荣首先仿制成功，开始生产万花球。跟张积元学徒的孔宪芝在此基础上，不断演进，与他的儿子孔庆仁和徒弟赵纪福等一起．专门进行花球生产，不仅扩大花球的花样品种，如扎瓣花球、变形花球等，而且根据生产花球的需要研制了特殊用途的小圆炉，以及剪刀．托盘、钳子等专用工具，形成了专用于生产花球的新工艺。他们的花球色彩艳丽，造型优美，很受欢迎。生产规模扩大，仿效的炉户增多。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胶济线物产展览会上，孔宪芝经手制作的花球尤见精美，获得奖状。于是“孔家花球”等因了社会人士的正式肯定，被当做花球中的名牌产品。远近驰名，产品畅销全国和南洋各地。

类似的新产品研制和技术竞争，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旧中国没有专利，但可以为创新者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也能给琉璃业带来一时的繁荣。这种新技术、新工艺往往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播，总要经历一个技术保密的过程，才慢慢地能在比较大的范围内被普遍采用。博山有句谚语说：“宁肯帮你十块钱，不把艺来传。”正是这种情形的真切反映。

民国初年，博山研制了一种琥珀色的洋烟嘴，在东北军很盛行，用料不多，价钱挺贵，畅销不绝。博山的琉璃业因此大得其利，直到直奉战起，才渐消歇。清末民初，博山琉璃业具有相当的规模，据调查，火炉(生产料条)卅多家，料丝炉十几家，响货炉、水货炉廿来家，平板玻璃炉十数家、小圆炉一百五十来家。据《续修博山县志》1932年调查，拔条炉廿余家、拔丝炉三家，料器炉卅余家，小圆炉百余只，磨光工人千余。据《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总编》1933年调查，有炉料业卅九家。这些记载，不甚精确，很多都是个约数，估计的成分为多。所以彼此互有出入哪个更切合实际，也难下断语。

但通过对许多史料的研究，通过社会调查的核证，对于这段博山琉璃生产方面的特点，可以有如下的认识：

第一，博山的琉璃生产，仍是当时全国琉璃生产的中心。这表现在：①琉璃料(包括原料和半成品的条科)的大量外销。博山条料生产的80％运往外地。②博山琉璃产品畅销国内外。《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分编五)：《博山县工业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调查》说：“文具及其他陈设品，式样日求新奇，远销欧美。以邮包寄去北平、上海、云、贵、川、广等处者颇多。民国十年时，业此者卅余家，出品总值二十万元。”③博山生产技术向外扩散。如北京、珐琅炉由博山迁往，博山的生产米珠圆炉移到常德生产等。

第二，博山的琉璃生广技术代表了当时琉璃业的高水平。博山的琉璃产品品种多样、技术高超的技艺人如内画工、水磨工、刻花工、造型工等应有尽有。清朝末年，宫廷生产琉璃聘有博山的御匠，如任子久、任思荣、郝志荣等。北洋政府的铸造局生产徽章，北京珐琅器皿制造商“老天利”都是非博山生产之珐琅不用。外商经营琉璃品，也以博山产品为大宗。

第三，琉璃生产受市场销路的影响，不断在增加新品种，生产中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和不稳定性。所谓灵活性，主要是这种生产很便利，不需要很多的设备、很复杂的生产工具，多数属于家庭手工业。有利可图时，趋利若鹜，生产者一时猛增。销路停滞时，马上歇业停产。所以生产规模和炉工人数经常变动，比年而变，有时还是大起大落。所谓不稳定性，就是盛衰反复，成本与获利可因行市大幅度变动。光绪年间生产一种烫珠(可充珍珠)带到苏杭一带可与金银等价。石绵堂在河南周家口经营的料货庄，在博山值一吊钱的货，转手卖到八十吊。欧战前，博山生产玻璃，每箱六元卖不出去，欧战后，一箱二十元还抢不到手，如此等等。这种不稳定，还表现在一年之内的旺季和淡季。旺季来临(春秋两季)炉工连夜生产，收入剧增，到了淡季(夏冬两季)，产品滞销，甚至吃不上饭。乍穷乍富，倏忽而变，在炉户中是常有的。博山谣谚：“无实芒，打滴溜(杨树开花时节)，小炉匠，吃猪头。无实芒，落了地，小炉匠，没了气。”有人还编了一段民歌，非常具体地反映了这种季节性生产对炉户生活带来的影响。

第四，在师徒与家族之间，因生产单元和传统技术等方面的因素，形成各自具有的特色。独到的手艺和名牌的货品，多由此产生。如孔宪芝、孔庆仁的花球，任子久、任思荣的珠子，薛家的孔雀翠手镯，毕家的铺丝屏，孙家的珐琅料、李家的烫珠等等。琉璃生产实际上形成了许多分散的技术中心和生产实体。炉主和炉工，生产资料占有者和生产者有依附关系，也是家族式其他社会关系的结合。在炉料业，师徒关系，根深蒂固，行会观念，格外浓重。

第五，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资金在相对的集中，建立在家庭手工业基础上的炉料业，不断地向两极分化。到了清末民初，炉业资本家与广大的炉工作为两个对立阶级，阵线已相当分明。另一方而，生产和商业的分工，使料行实得琉璃之利，一个个发了大财。而广大的商品生产者，却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穷了小炉匠，富了料货庄”，这种情况从道光咸丰以后没有变化，而是愈演愈烈。炉工迫于生计，要忍受大料炉、小炉主、高利贷等好几重盘剥，生活日渐贫困。而商业资本的集中，发展到官僚资本的垄断，到后来官方机构也插手炉料业的控制与剥削，使阶级矛盾趋向尖锐化、表面化，终于酿成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痛打官僚资产者赵尔萃，旨在驱逐垄断琉璃产销“琉璃公司”的“炉行之变”。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又掀起了“砸硝磺局”的声势浩大的反控制浪潮。这表现了工人的最初觉醒，也是阶级关系矛盾发展的反照。

光绪二十八年夏天，进士出身当过夏津知县的旗人赵尔萃，以山东候补知府的身份，窜来博山，包揽琉璃税务，开办琉璃公司。赵尔萃凭借官僚家族的威势，(他的长兄赵尔震是朝中的要员，次兄赵尔巽，是后来的东北总督，三兄赵尔丰是后来的驻藏大臣、四川总督)妄图独收琉璃之利，垄断产销大权。他为了牟取暴利，发琉璃横财，以势压人，割断外商与本地的购销联系，造成独家经营的局面。他在货源充足的时候，却故意不收货，等到产品积压，炉户没法周转生计无着时，又采用低价、压价、剔级等办法少支钱，多买货。转手之间，又以高价出售。只顾自己赚钱获利，不管炉户死活，结果广大炉户只有出的力、没有吃的饭，逼得无路可走。这年的腊月初八，由徐登亮、孙坦佑等几人带领，去炉神庙“齐行”，冲进赵公馆，痛打赵尔萃，将琉璃公司赶出博山。虽然炉行吃了一场官司，毕竟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过了二十多年，到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夏五月，继打赵尔萃之后，博山炉业又爆发了一次反抗官办硝磺专卖的群众斗争。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的政府，看琉璃业有利可图，除了设琉璃税捞取钱财外，又设了一个硝磺局，控制琉璃生产不可少的硝、碱等实行专卖。他们的办法是税务包干。税官每年向官方缴定额税款，收多收少，则不予过问。承包的税官，都想在任内尽多地榨取，税额随意加码，专买的硝碱等炉业必需物也哄抬涨价。这样的结果，便使琉璃冶炼成本提高，受到直接影响的是大炉(生产料条)。大炉的炉主多是资产者，他们不便与官商直接对抗，就随着抬高料条的出售价，把困难转嫁到小炉(生产琉璃制品)的炉工身上。硝磺局贪得无厌，炉工们却因琉璃品涨价销路不畅，一次次因原料涨价而受苦。在这样的情况下，由炉工孙苟博、盛登亮组织炉工数千人聚会抗议，到县府请愿，满街高呼要饭吃的口号。硝磺局慑于群众威势，闻风逃跑，官方也被迫让步，规定税收限额，取消硝磺专买，琉璃工人取得了又一次斗争的胜利。

第六，在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和振兴实业的呼声中，博山琉璃业，也曾进行过现代工业的改造，引进新技术，由官方投资，兴办实业。时间虽然是短暂的，但对博山琉璃的改造和发展发生了明显的作用。光绪末年山东官府工艺局在博山开办了工艺讲习所(也有叫博山习艺所的)。光绪三十二年，山东巡抚胡廷干以二十万七千元投资，博山兴办一个博山玻璃厂，招雇博山工人一百三十余人，引进德国机器和聘雇德国专家，采用新法生产。这是我国第一座平板玻璃厂。民国商务印书馆馆编印的《重编日用百科全书》中册物产玻璃项下有“博山玻璃厂”条目，就是指的这个生产平板玻璃及器皿的厂。它比秦皇岛、大连、天津、河南、辽宁、吉林、徐州等地的玻璃厂早十几年到二十几年。这个山东博山玻璃厂因经营不善，宣统二年即歇业停办，但生产平板玻璃的技术却被博山工人保留下来。小型制作一时骤兴，盛时多至十余家，年产达到七千余箱，较著者有启明玻璃公司、人和玻璃公司、福厚玻璃厂、昌成广炉、美和玻璃炉、长泰玻璃炉、万盛义、全祥等。而生产玻璃器皿的炉号达一百五十余家。产品如丝玻璃、灯器、药水瓶、糖缸、反口瓶、杯、碗、珠、镯、文具等大量生产出来，远销国内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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