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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琉璃产品，早已行销各地，闻名全国。其中一些高档产品，如内画壶、刻花瓶等以其绚丽多姿，工艺专精，历来为外国顾主，特别是欧美、日本等鉴赏家和收藏家所珍重。因此，在国际市场上也享有很高的声誉。

明清以来，博山琉璃生产的规摸不断扩大，不仅有大量的制成品、半成品及琉璃原料供应各地，而且不断地向外传播技术，成为全国琉璃生产的中心区域。直到现在，博山仍然是全国琉璃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作为美术工艺品，用于外贸和内销，都占有相当地位。因此，考查博山琉璃的历史发展，对于研究中国琉璃的历史，也有重要的意义。

    琉璃，古时也称为烧料，今通称之为玻璃，我们也把它叫人造水晶。我国的琉璃生产已有悠久的历史。根据出土文物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可以上溯到西周早期(公元前十一世纪)。博山是以生产琉璃出名的地区，什么时候就开始了这项生产，已有多长时间的历史，既无文字的明确记载，又无更多的实物作考据，所以至今还是一个需要考究的问题。

一

博山琉璃的起源

博山是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才立县的，在这以前叫颜神镇。明、清属于山东省青州府的益都县。博山最早的志书叫《颜神镇志》，叶先登纂，清康熙九年（即公元1670年）成书。在该书的“物产”项下，有关琉璃的一段记载是：“杂产则铅、铁、煤炭、明矾、黄丹、红土、五色琉璃、大小黑磁及砂窑，砖瓦之属”。又说：“至于琉璃灯、棋、簪、扣等物费多工料始得成，小人借以谋衣食。”这里没有提到琉璃生产的历史起源，也没有说明当时的发展规模。但是，另外两处记载却给我们提供了推断的材料和探求的线索。一处是《颜神镇志· 集市》分布区域说，“西关大街八巷，每月三、八大集，东西门街每月一、六中集，四、九日小集，西关、西冶街专有琉璃市。”另一处是“炉神庙在城西关外。”由此可知，那时候市场繁荣，商品交流已相当活跃，琉璃能成专市，可见琉璃的生产量和销售量都不会太少；炉神庙是琉璃业醮会兴建的，供奉女娲氏，应时飨祭，还有庙会，可知炉业已经形成了一支社会力量，从事此业的人数不能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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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神庙至今犹存。有大殿、厢房、对厅、偏房等二十余间，殿、厅、房栊精雕细刻。有石碑十数通，是历代重修扩建的记录，现为博山公园路小学住址。查找现存碑记，最早的《炉神庙记》碑载，创建时间是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十月。可惜《炉神庙记》、《醮会碑记》只有修庙缘起和创建经过，没有说到博山琉璃的起始源流，嗣后另外几通碑文中也均未谈及琉璃生产寻根溯源之事，无法得出起于何时的答案。实际上比炉神庙建造要早的《青州府志》(明冯惟讷纂，嘉靖四十四年，即公元1565年刻本)，卷七“物产”项内记载：“琉璃器出颜神镇，以土产马牙石、紫石为主，法用黄丹、白铅、铜绿、焦煎成。珠帘、灯屏、帐钩、枕顶类，光莹可爱。”翻阅有关明季、清初有关著述，发现王士禛撰《香祖笔记》在辩证颜神设官建城时，有这样一段记载：“益都孙文定公沚亭，廷铨撰《颜山杂记》四卷，极称简骸，然于置县设官缘起犹未详。按黄瓒雪卅集议矿盗一疏，是瓒巡抚山东时所奏。略云：‘……益都县去郡二百余里，地名颜神镇，土多煤矿，利有窑冶，四方商贩，聚集于此。其中有不逞之徒，北巡海道副使潘珍先有开立县治之议，今有特设通判之请，固欲得其要害而治之，诚有见也’云云。而颜神城实嘉靖卅六年王弇洲世贞兵备青州时建，则正德中设官而未建城耳!”（《香祖笔记》康熙己酉刻本卷二）。颜神镇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设立地方通判，明嘉靖卅六年建石城，证以志书，王说是对的。这个石城是由官方出面兴建的，系当时的青州兵备副使王世贞主持。李攀龙写的《建石城记》中说得很清楚。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个边远小镇，所以有必要设官建城的原因，是因为“四方商贩，聚集于此，其中有不逞之徒，……”从商业和社会治安的角度，都显得比较重要。所以能够引起商贩聚集的，是因为“土多煤矿，利有窑冶。”这个“窑冶”就是陶瓷和琉璃。颜神在嘉靖建石城前已有琉璃生产，这和《颜山杂记》的记述是完全一致的。《颜山杂记》“石城”项列：颜神，大街北出乱河而西起西寺之崖，陂陀而下，北至于叠道，西负崖东枕孝妇河为西冶，言琉璃之炉冶也，其民多冶琉璃。西冶就是西冶街。据此，可以得知，明嘉靖时颜神的琉璃生产，已具有相当的规模，还可知西冶之名，也是因琉璃而起，历来就是业琉璃者聚居之地。在个体基础上经过合作化运动发展起来的现在的“博山美术琉璃厂”就在这里。孙廷铨在《颜山杂记》《柳溪公家传》中还写道：“曾大父柳溪公，讳延寿，……家世朴鲁，所居惟堂一寝一，余屋八、九间，仆婢才给洒扫，晨起检料毕，即还视炉座工人。炉座者，吾家自洪武垛籍所领内官青廉世业也。”这段记载明确说明，孙廷铨是琉璃世家，而且早在明初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已经烧制琉璃了。烧制器物由内宫监造，供宫廷使用。这种制度《大明会典》也有类似记载。郊坛飨殿，要用青色琉璃，起于何时?孙氏一家执业多久？弄清这些问题，对于考究博山琉璃生产的渊源，是非常必要的。孙延寿还是发起醮会，倡建炉神庙的领袖之一，查《孙氏家乘》，孙延寿生于嘉靖二十七年，卒于天启五年(公元1548—1625年)，世居颜神镇大街南头，为颜神镇一甲人，系匠籍。所谓琉璃世业，就是代代相传，起码也在三代人以上。查《博山孙氏族谱》，重修序文中开头就讲：“吾族原籍枣强，洪武三年，祖克让迁居青州府东南隅，后又迁居笼水(即今博山之孝妇河)……应内官监青廉，造珠灯，珠帘，供用内廷。”

孙延寿乃孙克让的四世孙，“家谱”在提到其各先祖时，多有“以琉璃班匠事宫闱唯谨”，“以善琉璃与匠籍”等词语。据此分析，起码在明初的洪武三年，即公元十四世纪的七十年代，博山(当时的颜神)即已开始琉璃生产了距今五百余年。这是迄今可以查到的地方史料根据，是否就是博山琉璃业的起始，还不能断定。

(一)孙克让由河北枣强迁来，在枣强是否已“世业琉璃”？入内廷匠籍，是在迁来颜神以前还是以后？他是孙氏一家迁至颜神的始祖，是否同时又是博山开始生产琉璃的渊源？

(二)明洪武时，博山经营琉璃还有没有别的家族？博山何以能成为琉璃生产的基地，而且世代相沿，常兴不衰？

(三)博山琉璃的源流关系是怎样的？是本地自造还是外地传入？倘若外地传入，是从哪里？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查到元、明两代直隶枣强就有生产琉璃的书证和实证，不能确认博山的琉璃技术是由孙克让带来。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当时从事琉璃工艺者并非孙氏一家，这是因为：(1)万历年间《炉神庙碑》载参与创建的三十九人中孙姓二人，“施财善人”之十一人中，孙姓一人。《醮会碑记》(万历四十八年立)载，与会十四姓二十三家，孙氏一姓一家，而姚姓、徐姓各四家。只可惜孙氏一家出了个孙廷铨，因而保存了一部完整的孙氏家谱，除此以外的琉璃世家，再也找不到这样一部族谱可供考究了。    

博山的琉璃世业者，众口一辞，都知道博山琉璃发祥地。既不是孙克让迁来的大街，也不是琉璃业聚居的西冶街。而是博山西郊离城六、七里路远的姚家峪。如果这样的说法可靠，可以推断，早在孙克让迁来博山以前，本地已有琉璃生产了，这样琉璃的起始年代可以上推到元。至于琉璃业在博山世代绍延并不断发展的原因，据孙廷铨分析：“孝乡(颜神镇古为孝妇乡，因孝妇河得名)山多田少，而生齿日繁，生齿繁则食粟多，山多田少则得粟难，若是不疾作也，则饥甚，故其民力力焉。凿山煮石，履山蹈火，数犯而不息，大凡为饥驱也。此虽不耕不织，犹夫自食其力也。”(参见《颜山杂记》第四十一页)。就明初而论，这个说法不确切。在元末丧乱之后，那时候颜神地方人烟稀少，根据方志记载和当地居民家谱记述，不少是从外地迁来，不发生“得粟难”的问题，主要原因是此地矿藏丰富，而且品类繁多，生产琉璃所需要的原料如焦炭、长石、凌子石，紫石、铅丹、石英砂及碱粉等，附近都有。这是琉璃冶炼得以发展的自然条件。博山民谚：  “待要吃饱饭，围着博山转”，即是指此。其次，恐怕就是博山琉璃生产技术，赢得了国内外的广大顾主。

关于第三个问题，根据口头传说，姚家峪冶炼琉璃在博山数最早，姚家峪的生产技术由山西传入，传入的途径是有人到山西客居回来，山西有善冶琉璃者又来投靠。姓名、年代已无法查考。山西在宋元两代是琉璃的产地，从生产方式、品类、特色都与博山有近似之处，不能排除博山琉璃是由山西传来这个可能，但也没有史料证据加以确认，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这里只能提供一个考查的线索。

1952年在博山西冶街北首宋家林古墓中，出土三颗科珠，直径约三厘米，表面斑驳锈蚀，已不好辨认，砸开为琉璃质。从锈蚀的情况看，年岁很久，但这只能作为博山琉璃历史比所知道的还要长些的可能证据，因为当时并未进行抖学的鉴定，无法确定这几颗料珠生产的年代，也无法确定就是本地的产品。

二

《颜山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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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山杂记》是一部有关博山琉璃的重要著作。清初大学士孙廷铨撰著的《颜山杂记》，以当时的颜神镇(即现在的博山)为对象，采用志书体例记述地方风物、当土出产、人物掌故等，内容丰富，考据精详，实开博山方志之先河，是研究博山历史难得的珍贵资料。《颜山杂记》的作者孙廷铨，字伯度，又字枚先，号沚亭，明崇祯乙卯举人、庚辰进士，授大名魏县知县，调抚宁县知县、升永平推官，假归。清顺治年间，历任河间府推官，吏都主事。丙戌充陕西乡试正考官，由太常寺少卿擢太仆寺卿，兵部、吏部尚书、太子太保、少保，授光禄大夫、殿试读卷大臣，赐龙服黑狐。康熙二年，拜内秘书院大学士。由于他学问渊博，为人谨慎、勤勉于事，清正自守，很受最高统治者的敬重，康熙还给他亲题“为帝者师”的匾额，卒谥文定。《颜山杂记》是他于康熙三年以目疾谢政归里后着手撰著的，两年写成，分四卷二册。王渔洋说：“(孙廷铨)撰《颜山杂记》四卷，极称简赅。”他的著作，除《颜山杂记》外，还有《汉史亿》、《南征纪略》、《琴谱指法》、《沚亭诗文集》等。由于《颜山杂记》的作者是本地人，又是饱学之士，作为地方重要物产之一的琉璃，才得以在书中作出系统而全面的叙述。从琉璃冶炼、制作工艺、产品特色，以至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面面俱到，而且专业性、技术性很强。长期的琉璃操作，作为一门工艺学问假孙廷铨这个文人之手，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颜山杂记》不仅是本地康熙以前琉璃生产的总结，而且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早的一部琉璃专著。孙廷铨所以能把琉璃业写得如此具体详尽，一方面固然是琉璃在地方上所占的重要地位，因为写当时的颜神镇不着重写琉璃，犹如写苏杭不写丝绸，写景德镇不写瓷器一样，没法表现一个地方的真实面貌；另一方面，与作者对琉璃业的熟悉了解分不开。孙廷铨一家世业琉璃，如他的父亲孙元昌就是琉璃行中的能工巧匠。清朝初年，始发明套料，孙元昌能制作套料毛坯，送往京师加工雕刻后，供应大内，并行销远外。孙元昌往上，直至明洪武时由枣强经益都迁居博山的远祖孙克让，都是琉璃匠人。孙氏一族，原本是青帘箕裘，琉璃世家。

从《颜山杂记》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博山(当时叫颜神镇，属益都)琉璃生产发展的情况。关于琉璃冶炼，《颜山杂记》写道：    琉璃者，‘以石为质，硝以和之，焦以煅之，铜铁丹铅以变之。非石不成，非硝不行，非钢铁丹铅则不精。三合然后生。

所谓以石为质，就是以石作为基本原料，主要有三种；即马牙石(长石)、紫石、凌子石。三种石料配合得当，要有适当的比例。各有各的作用：白者(指马牙石)以为干，紫者(指紫石)以为软也。凌子者(凌子石)以为莹也。是故自以为干则刚，紫以为软则斥之为薄而易张；凌子以为莹，则镜物有光。

当时博山一带不仅盛产冶炼琉璃所必需的原料，而且工匠熟练地掌握了冶炼的技术。制作琉璃料的生产，习惯称作“大炉”。上面说的正是一种基本的冶炼，要生产五色琉璃，即给琉璃料上着色，就需要另加变色物质，即“非铜铁丹铅则不精”。加什么料，变什么色，《颜山杂记》都有详细记述，当时已能生产的琉璃色料计有：水晶、正白、梅萼红、蓝、秋黄、映青、牙白、正黑、绿、鹅黄等，共十余种。

琉璃料再加工，制成各种琉璃制品，习惯上叫做“小炉”生产。当时博山的琉璃制品，已有相当多的品种。据《颜山杂记》记载，琉璃制品中最贵者为青帘，其次是佩玉，丁当，再次是华灯，屏风，这些在当时都属于高档产品。青帘是专供宫廷使用的，能制青帘的琉璃工匠要入垛籍(也叫匠籍)，受内廷专管，要按时供奉。关于青帘的用途，孙廷铨在《柳溪公家传》中说：“维国家营造郊坛飨殿，则执治其棂扉帘幌之事而鳞次之。琉璃晶映，上彻罘罳，义取乎青，象苍穹，答玄贶也。隶籍内廷，班匠事焉，故世执之也。”当时执青帘隶匠籍者，数量并不甚多，但也不止孙氏一家。佩玉、丁当(或玎当)是人身、剑器的佩饰，都要求冲玉代翠，质地晶莹，造型美观。华灯、屏风之属则多用于贵族豪门富有之家。属于市场的一般制品，制作最多、畅销最大的有棋子、风铃、壶顶、珠子、簪珥、料方(以上实料)、泡灯、鱼瓶(缸)、葫芦、砚滴、佛眼、轩辕镜、火珠、鼓珰(以上吹空)等。关于制作方法《颜山杂记》写道：围棋滴之，风铃范之，料方如之，条珠缠之，细珠写之，大珠缠之戛之，簪珥惟错，车磲者杂二色而糅之，玛瑙者珐琅点之，缠丝者以药夹丝，待其融也，引而施之。以上是实料制品的手工制作，因品种不同，方法也不一样，即围棋子用滴法，风铃、料方用模法，珠子用旋转成型，玛瑙用珐琅点饰等等，这些制作方法，在明、清已大体定型，在后世还一直沿用。值得注意的是珐琅(即景泰兰)，这种专作装饰科的软琉璃(可以镶嵌于金、银、铜与琉璃等贵重器物的表面)，作为琉璃中的稀奇品种，在博山早已有了。从明朝景泰年间到清康熙初已连续使用。制作吹空件的方法，《颜山杂记》也做了具体的描述，还详细介绍了工艺流程和技术要领。必先以琉璃为管焉，必有铁杖、剪刀焉，非是弗工。石之在冶，涣然流离，犹金之在熔。引而出之者，杖之力也。受之者管也。授之以隙，纳气而中空，使口得为功，管之力也。乍出于火，涣然流离，就管矣，未就口也，急则流，缓则凝，旋而转之，授以风轮，使不流不凝，手之力也。壮则裂，弱则偏，调其气而消息之，气行而喉舌皆不知，则不裂，小不偏，口之力也。吹圆球者抗之，吹胆瓶者坠之，一俯一仰，满气为圆，微气为长，身如朽株，首如鼗鼓，项之力也。引之使长，裁之使短，拗之使屈，突之使高，仰之使凹，剪刀之力也。从这些叙述可以看出，当时使用之工具很简单，一管、一杖、一风轮、一剪刀。杖以引料，管以授气，风轮控温，剪刀造型，全是手工操作，但是技术要求却很严格。提引炉料，掌握火候，要凭丰富的经验。手口配合，刀杖并用，得有熟练的技巧；姿势合度，一气成型，还要具备深厚的功力。由于博山琉璃有悠久的历史，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技术积累，这里的产品质量较高，在全国有些名气。康熙十九年(1681年)宫廷内府兴建琉璃厂时，就曾征调博山的工匠去作工传艺。博山可称为琉璃之乡，《颜山杂记》的“风俗志”里有这样的记载；“元夜以琉璃灯荐佛，并散(置)门庭。又集峨岭下作三日酺。”像连续几天聚饮狂欢这样的盛举，正是琉璃业兴旺发达的反映。节日里使用这样多的琉璃碗灯，在别的地方是办不到的。

生产的发展，自然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据《颜山杂记》和《颜神镇志》记载，那时博山在十天之内，六天是集，有专设的琉璃市，进行广泛的交易。孙霁撰《柳溪公行略》中提到：“(柳溪公)讳延寿，……世业琉璃，自作尤精，每岁带本货游京师……迨稍裕则伙高朝业、钱双峰、钱绪斋贾江南，家由是昌矣。”(见《孙氏家乘》)孙延寿是孙廷铨的曾祖父，生于1548年，卒于1625年。《颜山杂记》说到孙延寿时，还有“昔有高苑南鄙人有硝贩于我里者”这样一段话，说明本地人到外地行商，外商到本地货卖，已相当普遍。这种商业交流，从明季到清初，随着时间发展愈趋广泛，琉璃的生产和经营，已大大地越出了地区范围。孙廷铨为博山清初以前的琉璃生产作了科学的总结。《颜山杂记》作为地方史的稀有资料，对我们了解当时琉璃生产面貌，价值很高，非常宝贵。

三

康雍乾年间博山琉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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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入关之后，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武力征伐和政治整顿，到康熙即位后，又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政权和加强国力的措施，出现了一个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新局面。康、雍、乾三世的一百多年间，是清代的所谓盛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生活的需求也就不断地扩大。这给作为美化与满足人民生活为目标的琉璃业，也提供了繁荣和发展的优越条件。

明、清以来，海外贸易不断扩大，许多外国如英、法、意、日、比等都与中国通使通商，中外货物交流也日益扩大，中国的手工工艺品是出口产品中的一个大项，琉璃产品是其中之一。由于扩大了市场范围，不仅要求产品数量的增长，而且要求技术的改进和质量的提高。        

在诸多琉璃产品中，特别值得提起的是鼻烟壶。鼻烟壶是盛鼻烟的容器。鼻烟是舶来品，据清代赵之谦考证：“鼻烟来自大西洋意大利亚国，明万历九年，利玛窦汛海入广东，旋至京师献方物，始通中国。”(见《勇庐闲诘》1页)就是说鼻烟起于明代中叶，而盛行于康熙之世。鼻烟和鼻烟壶是当时非常贵重的物品，为朝廷、大臣、贵族豪门所专用，皇帝以之赠送外使为礼遇，赐之臣下为上赏。公卿大臣以占有品种量多为夸耀资本。鼻烟壶可用珠玉、玛瑙、瓷石、竹木等精制而成。而琉璃制品，以其色泽光鲜，造型奇美更受欢迎。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很多，李调元《南越笔记》说：“鼻烟，制烟为末，研极细、色红，入鼻孔中，气倍辛辣，贮以秘色瓷器，及玻璃水玉瓶盒，其价换轻金，与银相等。”李调元说的鼻烟，恐怕还是比较普及后的价格。而盛鼻烟的壶，要比鼻烟更贵重。清沈豫《秋阴杂记》说：“鼻烟壶起于本朝……最行者烧料套红，以藕粉地为上，久贮不干者名老皮，价甚郑重。”烧料即是琉璃。套红，是套料中上色佳品。

所谓套料，就是琉璃套色，在一色琉璃为底的壶坯上，套上一层或数层不同的包料，经过雕琢，显现出色彩鲜艳的花纹、图形。套料起始于康熙年间。博山琉璃业界传说，最初的套料为此地炉工发明，尔后传到京师，不知何据，姑录存以备一说。

康熙时套料雕刻一出现，使别种鼻烟壶品种相形见绌。康熙十九年(1671年)宫廷内府专门兴建了一个玻璃厂，召引博山、佛山等处的能工巧匠，精工制作套料鼻烟壶等高档产品。王渔洋《香祖笔记》说：“鼻烟以玻璃为瓶贮之，瓶之形象，种种不一，颜色亦是黄、白、黑、绿诸色，白如水晶，红为火齐，极为可爱。以象齿为匙就鼻嗅之，还纳于瓶，皆内府制造，民间亦或仿而为之，终不及。”

关于当时的制作，赵之谦《勇庐闲诘》说：

“鼻烟壶初制，比古药瓶式，故呼为瓶，后惟称壶。壶皆以五色琉璃为之。……时天下大定，万物殷富，工执艺事，咸求修尚。于是列素点绚，以文成章，更创新制，谓之曰套。”又说：“套者，白受采也，先为之顶曰地。地则玻璃，砗磲、珍珠。其后尚明玻璃，微白，色如凝脂，或若霏雪，曰藕粉。套之色，有红有蓝，有绿、黑、白。白者或蓝绿地，或黑地，无红地者。套蓝有红地，然不多见。更有兼套，曰二采、三采、四采、五采，或重叠套，雕镂皆精绝。康熙中所制，质朴尚古，光艳照烂如异宝。”

内府生产出来的产品，一部分用于朝廷，一部分远销外洋。这种套料雕刻鼻烟壶，独具一格，是中国传统雕琢技艺的精华，成了外国大资产者和收藏家重价收购的珍品。

这种生产分作两部分，内府琉璃厂，主要是雕琢成型的再加工，而套料毛坯则取给于外地，其中套料毛坯的重要供应基地，就是山东的博山。

这种鼻烟壶生产，一直延续到乾隆年间。赵之谦《勇庐闲诘》说：“乾隆以来，巧匠刻画，远过詹成。矩凿所至。细入毫发，扪之有棱。龙凤盘螭，鱼雁花草，山川彝鼎，千色百种，渊乎精妙。”这时候，内府还不断征用博山炉工，乾隆二十二年内务府行文中提到了征用博山炉工何崇福一事，文中说：

“工部为咨事都水司案呈先准内务府文，开养心殿造办处，雇山东博山县玻璃匠何崇福，今因天气炎热，不能烧造，暂行停止。于六月二十日回家，应行工部移转该处，俟九月天气凉爽之时，令伊前来应差等因，当经本部移咨东抚，查照去后，今于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准该抚咨拟玻璃匠何崇福定于十月二十三日起程赴京应役。拟合咨明等因，前来相应知照内务府可也。”    

由此可知，博山作为明、清两代琉璃生产的中心基地之一，它的技术和琉璃制作与内府玻璃厂(或叫造办处)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博山的琉璃匠作，有一部分入垛籍(也叫匠籍)隶属内廷，称为御匠，可以制造青帘、鼻烟壶、屏风、华灯等高档产品，专门供应皇宫和上层社会。制作之精者，形同珠宝，受世人珍贵。现在只知道，博山制造鼻烟壶套料最著名的叫孙昌元，而关于他的生平事迹，不得详知，也难以查考。

与此同时，还有更广大的炉工，从事普通琉璃用品的生产，当时炉工的数量和生产的规模没有记载，可供查考的文献资料也很少。邓之诚《骨董琐记》转录俄使义滋柏双·朗特义迭思《聘盟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康熙三十一年，敬随清大臣入朝，皇上特遣官二员带领游历城内胜景……曾见一技人以琉璃圈数枚，大者如人手，叠置木梃梢头，横飞竖舞，无一落地，真妙绝也。”还说：“有古玩店一琉璃缸，水满其中；蓄金鱼数十头，长约一指，色如真金，有脱鳞者，肉际紫色，实为天下所罕有。”他说的琉璃环和琉璃缸，在博山当时属于普通产品，已不足为奇。康熙九年叶先登纂《颜神镇志》，对琉璃业只有粗略记载，乾隆年间编修的《博山县志》上也略而不详，这主要是一般古方志重人文轻实业的通病。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记述中，寻找线索，作出在这期间，琉璃业同样得到稳定发展的判断。

一是作为炉料业社会活动中心的炉神庙，在乾隆时整修一新，扩大规模，拥有大殿、廊庑对厅、辅房计三十余间。炉神庙祀女娲氏，初建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十月十六日。每年三月，必全行聚会，祀祭数日，炉神庙的修整和扩大，正反映出炉料业经营之盛，也反映出炉户人数之多。

二是博山由镇建县。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前博山为益都县之颜神镇，由于地方经济的不断发展，主要是琉璃、陶瓷、煤炭几项主要行业的发展，颜神镇地位日见重要，除了地理形势的因素之外，颜神镇已形成了鲁中地区政治、经济的中心，所以，划益都之颜神镇，合淄川、莱芜邻近地方设立新县博山县，已成为势所必然了。当时社会上就流传着“金周村，银潍县，赶不上一个小博山。”这句话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博山工商业的繁荣景象。

在康、雍、乾之世，博山琉璃生产的传统工艺，在不断地发展和提高，生产规模也不断地扩大，在全国范围内，它是琉璃生产和原料的重要基地，代表琉璃生产较高水平。随着市场的扩大，产品销售的范围遍及全国，远至外洋。博山的琉璃生产与内府和京城的精工制造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琉璃生产在当地经济上占有的比重也形成了博山地方经济明显的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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