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六

解放前炉业生产

奄奄待毙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清末山东巡抚胡廷干等筹资二十万七千元，兴办的博山玻璃公司倒闭后，博山从此开始了小型的平板玻璃生产。作为琉璃业的新兴品种，一起加入了琉璃生产的行列。这种小型的平板玻璃生产，虽然没有什么竞争力，数量也有限，但因为本地原料丰富，工价低廉，还颇有生存和发展的余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货进口中断，而国内对平板玻璃的需求并未减少，博山因此获得了一个发展的好机会，业此者迅猛增加，兴盛一时。

这段时间，市价高涨，猛增数倍，据《农商公报》，（191年十二月第廿九期)《山东博山之玻璃业》载：平板玻璃以前的价格是每箱六元，欧战刚起时，曾涨至每箱二十五元，到1961年稳定在十元左右。而且销路畅旺，市场范围不断扩大。1921年9月《上海总商会月报·中国玻璃工业之新趋势》(第一卷第三号)上说：“欧战以来，……博山玻璃之需用博得非常声价，北至满蒙，南至南洋，殆无不知博山玻璃之名者，每月制造额在十万元内外”。市场的良性刺激，使平板玻璃制造业很快兴旺起来，炉户骤增，产量倍长。这期间，平板玻璃的生产规模，“1916年已有专门生产玻璃炉户十三家，日产五百余箱。”(据1916年十二月《农商公报》)。《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记载：“迨欧战发生，舶来外货停止入口，玻璃市价高涨，本地(博山)玻璃工厂之成立，犹如雨后春笋，骤增至二十五家，共有炉百五十余座，以每炉月产二十五箱计(每箱四十英方尺)每月可出三千七百五十箱，畅销各处。”这个统计数字，没有载明是那一年。本市的有关记载见于1952年淄博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编写的《淄博市工业产品、矿产品介绍》一书在《玻璃料器类》中写道：“清末虽有玻璃公司之创设，制造平板玻璃，规模也比较大，因系官僚资本，不善经营，未出成品，即行倒闭；但此后即有平板玻璃炉之设立。及至欧战开始，外货断绝，本市玻璃业因以发展，从事该业者曾达三十余家，有玻璃炉一百八十余只，每年销量达一万三千余吨，各省主要城市争来设庄收购。”这是当时最盛的情况，比较起来，这是一个全面的确实的统计。博山平板玻璃生产，从无到有，并迅速扩大在整个琉璃业中所占的比重。据《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民国十年(192l年)，玻璃生产总值约二十万元，而平板玻璃占一半左右。《淄博市志》（未定稿）说：“当年磨光工有千余人，炉工两千余众。”

欧战结束以后，外货又源源涌入国内市场，平板玻璃业遭受打击，无利可图，各厂相继停业，到1932年仅存三家，有炉十九座，每年产量三千箱，市场范围只限济南、周村和潍坊沿胶济铁路一线。

琉璃生产为了打开新的销路，博山炉业迅速改变了生产方向，发挥自己的优势，面向实用，创制各色各样的玻璃器皿，如套料刻花瓶、刻花碗，各式内画瓶、铺丝、杯、盘、壶、碟等代替平板玻璃生产。或者以切合实用为目标，迎合市场需要，制作各式文具、花球、珠子、烟缸、灯具、药瓶、标本瓶、医疗器具、化妆品瓶、浆糊瓶、墨水瓶等等。另辟蹊径后，销路大开，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远销欧美、日本、南洋等地，从事玻璃器皿生产者，多达六十七户，年产量三千八百吨，生产总值占整个琉璃业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到“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前，虽然随市场情况变化，一些产品此起彼伏，互有消长，但总的说来销路很好，都有活干，各炉开工率甚高，呈现一个兴旺发达的好局面。

“七七”事变后，由于战争破坏，交通梗塞，加之帝国主义对一些化工原料战略物资的控制(如碱粉、火硝等)，博山琉璃业一度受到严重摧残。有的被迫停产，有的虽勉力维持，也如风烛残年，危在旦夕。1937年国民党谷良民的部队在博山驻扎，以“抗日救国，匹夫有责”为口实，征敛无度，连一般的平民百姓也深受其害，他们名为一方保障，实为一方祸害。本来已不景气的琉璃业界，变得更加凋零破败，又使大批炉工失掉业主。

这年冬，日本侵略军越过黄河，博山国民党驻军扬言实行焦土抗战进行敲诈，结果裹胁地方大批财物后撤走。十二月三十日晚，日本冈骑部由西河侵占博山。就在这同一天晚上，日本侵略军在北关谦益祥货栈(今消防队住址)，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屠杀案。原来市场凋蔽，市民生计无着，贫困难支，再加反动势力敲骨吸髓残酷压榨，造成博山城内成群的失业者和大批饥民。他们为生计所迫，铤而走险，趁时局混乱，抢了程玉琨谦益祥货栈的粮食。日本侵略军嗜杀成性，面对这些手无寸铁的饥民，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竟架起机枪，堵住大门，疯狂扫射，接着又进去搜索．将未被打死的都赶到镇东小山上，一个个野蛮枪杀，到场的二百余人，包括老弱妇孺，无一幸免。其中有不少是西冶街的炉户炉工。

日本人占领博山后，推行“强化治安”，实行血腥统治，同时还严密控制和疯狂掠夺博山的丰富资源，日伪成立的煤炭经营所，控制矿井产销，限制民用和工业煤炭，窑、炉两业能源不足，生产受限。张博铁路为侵略者把持，外销运输也极感困难。

1943年的饥荒，给广大炉工带来更大的灾难。这年货品滞销，粮价飞涨，不仅失业者没有出路，也使勉强支持的炉户纷纷破产。有的靠典当度日，暂顾一时；有的改业投奔，另谋出路；有的无法可想，只好弃家逃难。据不完全统计，这年炉户炉工下关东的就有一百余人。炉户聚居的西冶街一带，炉烟稀少，穷愁笼罩，病饿而死者一日数见。没有外逃的炉户，为了生存，到处奔走，当苦役，下煤井，做小贩，炉业生产，几陷停顿。解放后“十年总结”材料称：“1943年仅剩水响玻璃炉十二户，以十二座炉进行生产，从业人数九十六人，年产日用玻璃一百零四吨。”不到盛时的十分之一。

1943年，许多炉工为了保条活命，四下逃奔，下关东的数量较大，逃往其他地区的也为数不少。这次逃荒带来的结果，就是博山炉工的大量散失，遭遇苦难，人口死亡，血泪辛酸。但客观上也带来一个积极的副产物，那就是博山生产琉璃的技术，在炉工逃亡的地区得到了传播。东北的阿城、哈尔滨、三棵树，山东的济南，江苏的连云港，还有山西、河北等地，都在此后开始了琉璃生产。解放后，这些地方的琉璃炉变成了琉璃厂，博山去的许多炉工，都成了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哈尔滨琉璃厂的冶炼技师乔希三、三棵树琉璃厂经理邹司英、连云港琉璃厂副厂长冯干普等，都是1943年博山逃荒去的琉璃工人。

国民党统治时期，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征兵拉夫，接连不断，人民不能安居，更无法安定生产。博山地处紧要，是我军与国民党争夺的重点，虽然有数次解放，但时间都比较短，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时而攻进来，时而撤出去。当时处于战争环境，我军还没有余力去恢复生产。“四出五进”，拉锯一样的局面，使琉璃生产在相当薄弱的基础上，受到进一步的削弱，每况愈下。连许多能工巧匠，也无用武之地，被迫改行转业。著名的内画艺人张文堂、薛京万等，都到山头画陶瓷谋生。

博山1948年八月最后一次解放时，炉料业一片萧条景象，余息仅存，不绝如缕。据资料记载：“到1948年(炉料业)仅存十户，从业人员七十五人，年产仅四十三吨。”这就是说，仅存的十户，半死不活地勉强开业，凑合着维持生计而已。因为产量很低(还达不到1932年产量的百分之十)更没有相应数量的产值和收益，产品销路仅及博山城区和附近农村，博山琉璃业，已濒临全面破产的悲惨境地。纵观民国初年到解放前，这四分之一世纪，博山炉料业由盛而衰，变化是很大的。“七七”事变前，曾一度出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但好景不长，从抗日战争开始，便逐渐走下坡路，直线下降，不断地遭受摧残，一次一次地损伤元气。十年多时间，停业倒闭，有加无已。迨至1948年解放时，琉璃业疮痍满目，奄奄待毙。解放后，由于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才如旱苗得雨，重获生机，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七

苦难的炉工生活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博山炉工，手艺超绝，琉璃制品，美艳动人，其中之珍品，巧夺天工，精妙无伦。但炉工的大多数，却常年在恶劣的生产环境下劳作，过着既贫困又不稳定的苦难生活。博山的琉璃生产，大致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冶炼成琉璃料条的大炉，一种是用琉璃料条加工成品的小炉。大炉生产规模比较大，用人比较多。炉主大都是资产者，有一批雇佣工人，从事拔条、拔丝、响货、吹制品的生产。小炉规模比较小，直径约两米，高约七十来公分，可供七、八人操作，用从大炉买来的琉璃料条，制成珠子、文具、饰物、器皿等。这种炉不用专门厂房，没有很复杂的设备，厂家不分，制作工人一族一家，或临时凑集。制作者自备工具原料，借用炉口生产，向炉主交付费用，这种费用名之为“摊炭钱”，实际上等于租金，因为费用要超过炭钱数倍。也有自己不从事炉业生产，专靠出租炉口的炉主。或者备炉、料、工具，雇佣工人计件收货。大炉主、小炉主有一定的资产，收入也较为稳定，而从事个体生产者或者只靠出卖技术和劳动力的炉工，他们仍身受重重剥削，收入低而不稳，而且常常为生计所迫，没有回旋余地，不得不将琉璃生产的好处，拱手让人，炉工出尽力，料商发大财。这些人是炉料行业的大多数，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却不是经济利益的占有者，他们处在社会的底层，长期过着悲惨的苦难生活。炉工们在旧社会要受好几层中间剥削。这是造成炉工贫困的原因。

首先，他们要受大炉的剥削，炉工生产要向大炉购买料条，他们没有资金，一次购进不能太多。产品畅销，行市好的时候，料条就跟着涨价。市场情况带来的一点好处，大部分被大炉攫走了。产品滞销，货不好出手时，大炉并不急于将存货出于而相应地降低售价，而炉工要维持生活，不能不从事生产，只得多做工，少赚钱。

第二，没有炉的炉工，要受炉口的剥削。为了生计只得将每天有限的收入，分一部分交纳租用炉口的“炭钱”。

第三，行商的剥削与料货庄的剥削。经营琉璃产品的行商与座商，欲得高额利润，贱买贵卖，在琉璃生产者身上插刀。他们往往利用炉工没钱的弱点，采取先支钱，后收货的办法包炉包产，垄断琉璃经营，独得旺产旺销的好处。炉工们白白辛劳一场，琉璃货品换来的成宗白银，都流进了转卖商的腰包。这些行商和座商，还往往在淡季里收货积存，一再剔级压价，取得廉价货品。不少炉工，为顾一时急需，也只好忍痛出手，有时连本也捞不回来。

第四，高利贷的剥削。旧社会里的高利贷，叫“阎王债”。广大炉工，整日辛勤做工，勉强维持一家生活，若遇天灾大祸，逢到急难时，手无积存就得去讨“阎王债”。在博山叫“取搭钱”。这种搭钱，条件非常苛刻，利息高得惊人。如一种叫“集搭钱”的，贷入十吊，实得八吊，扣下两吊作利息，要逢集日(五日一集)还二吊，十集还足十吊。除借贷外，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典当财物。博山没有当铺，有为淄川、周村、王村等地当铺服务的“捎当局”或叫“转当处”。典当财物除按月利百分之三收费外，还要附加来回的捎脚钱，这种捎脚钱有一定的比率，一般是“去六来八”。即如当钱值十吊，去时运费六百文回来又是八百文。满一月不赎，另加费用三百文。不得已采取这样的办法无异于饮鸩止渴，疮上加楔。因此破产，以致无路可走的，在炉户中，历年常有，代不乏人。

炉料行中，盛行学徒制。学徒期是四年，在学徒期内，师傅只管饭不给钱，徒工除担负生产上的粗笨劳作而外，还要给师傅、师娘作杂役，打水、推磨、扫地、看孩子等，稍不如意，打骂训斥，如家常便饭。博山有首民歌是反映徒工生活的，歌是：“初一、十六，徒弟吃肉，一半是汤，一半骨头。师傅先吃，徒弟靠后，师娘噘噘嘴，徒弟挨顿揍”。 徒工的生活，比一般的炉工更不如。这些学徒的人，大都是些穷困人的子弟，无产者的后裔。他们所处的地位，比起一般炉工，等而下之，生活更苦，灾难更重。

炉工生产的产品非常精致，但他们所处的生产环境却非常恶劣。如前所述，炉业生产，只用简单的工具，靠的是手工操作，如吹制品，一经开炉，必须一次将熔料用完，连续生产，没有间歇，劳动强度很大。一般炉户都没有专用的厂房，往往是厂家不分，房屋狭小，设备简陋。热天近炉高温火烤火燎；冷天，门户紧闭，烟熏火呛。根本谈不上环境改善和劳动保护。

由于炉工长期地高温生产，围炉劳作，整年累月地和炉火打交道，肤色黝黑，颧骨高凸，烤得通红，眼球布满血丝，两条腿，常年的低坐盘曲，长了就会变形，走起路来，步履蹒跚。健康状况普遍很差，面黄肌瘦，未老先衰，五十左右的人，就老态龙钟，头发脱落，牙齿动摇，往往失去劳动能力。在成年的炉工中，差不多都患有职业病，最常见的是白内障、腿痛病、肺气肿、气管炎、贫血、痨病等。往往是做工的时间愈长，寿命愈短。

他们以损害自己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却长年生活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穷困之中。在解放前，好了一天收入一两吊，不好的时候，整日辛劳，才得七、八百文，连一个人的伙食都不够。单靠做炉获利，发家致富的，从来没有。家计艰难，衣食不周，能够维持一家的最低生活就算不错了。所以很多年轻炉工找不上媳妇，打一辈子光棍的也有。西冶街炉户聚居的地方，看不见一间瓦屋，大都是垒土为墙，披茅为屋，矮小简陋，昏暗拥挤，连如今的临时工棚也不如。冬天一家人睡在一个炕上，人多被少，长夜难熬。至于穿戴，炉户既无条件，也不讲究，衣履不整，一身褴褛。一件衣服穿了补，补了穿，鹑衣百结，有的不像衣服样子。鞋子多是从破烂市上廉价到手，好点的尚能挂脚，差点的只能当拖鞋穿着。数九寒天，西冶街上，炉工到料货庄去卖货，穿的是单衣单裤，夹膀抱臂，弯腰缩脖，嗦嗦乱抖，看着他们挎着篮子，半走半跑的形象，真和乞丐差不多。当然，也有旺季挣钱容易收入较多的时候，“一天七八吊，还说不用忙”。这种情况，总是不多的。即使遇到了，这些收入也轻而易举地被吃喝挥霍掉。有人讥讽他们顾前不顾后，生活大起大落。其实，这恐怕是长期贫困生活的一种折射。

广大炉工，是无产者，经济地位非常软弱，失业和贫困像影子一样地紧随不舍，一旦收入断绝，遭受意外打击时，就要灾难临头，饥寒交迫，甚至流离失所。老年炉工，一旦失去了工作能力，有子女的还可勉强吃碗“寄生饭”，无依靠的就只好外出乞讨，如飘蓬泛梗，宿无定所，死无葬身之地。有时候，炉业萧条，大批炉工失业，有的靠借贷度日，背上“阎王债”，一辈子翻不了身；有的另谋生计，各奔前程。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交通阻塞，琉璃没有销路，广大炉工没有活干，没有饭吃。有的借贷了还不起债，卖儿鬻女。有的到处躲债，年三十不敢回家过年。西寨、北寨几百户人家，除两户外，逢年过节吃不上一顿饺子。1916年护国军吴大洲于五月来到博山，炉工为生活所迫，纷纷投军，一下子就带走了二百多人。年轻的当兵打仗，年老的当巡警杂役，由于他们外部特征明显，在队伍里还受尽歧视，绰号是“火头军”。这些炉工，流落外乡，不明下落，还有一首民歌是反映炉工无可奈何中去到乡下求乞的，“……西山去，要饭吃，来到乔家庄，叫声张大娘，快快救救俺，俺不是常要饭，俺是西冶街上小炉匠……”

“珠光宝器天下珍，巧工无米无衣裳。”整个一部琉璃史，就是炉工的辛酸血泪史。《颜神镇志》说：“琉璃者，炼石为之，小人赖以谋衣食。”据《颜山杂记》记载，遇上荒年，“琉璃之家，死者十九。”这种状况，从明清到民国，数百年来，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