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1640—1715）是我国清代伟大的作家，出生于山东中部淄川县城东七里许的蒲家庄。

蒲松龄曾为文描绘这里的山水说：“淄东七里许有柳泉，邑乘载之，志胜也。水清以冽，味甘以芳，酿增酒旨，瀹增茗香。……深丈许，水满而溢，……故土人又名满井。……其出也，汇者渊之，流者溪之，夏潦秋霖，客水相续，则泱泱然河矣。兰若外为泉，泉外为河，河外为山，山族而居；每坐泉上，小山簇簇，作儿孙罗列，圆如米聚，方如印覆，削壁开，丹嶂立，杂以垂杨绿柳，萦青缭白，浑无断际。……”（《募建龙王庙序》）。

一方山水濡养一方人文。就是这柳荫下、泉水旁，滋茁出了名扬海内外、誉享千万年的“文言短篇小说之王”——柳泉居士蒲松龄。

不错，蒲松龄最大的文学成就是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他在康熙九年庚戌（1670）三十一岁时的南游诗《途中》说：“途中寂寞姑言鬼，舟上招摇意欲仙。”在《感愤》诗中他还说：“新闻总入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这表明，至少在此年，蒲松龄已经有了撰写《聊斋志异》的打算或行动。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蒲松龄十九岁，以县府道三第一考中秀才。第二年，他和同邑张笃庆、李希梅、王鹿瞻等结成“郢中社”。在《郢中社序》中，蒲松龄说：“余与李子希梅，寓居东郭，与王子鹿瞻、张子历友诸昆仲，一埤堄之隔，故不时得相晤，晤时瀹茗倾谈，移晷乃散。因思良朋聚首，不可以清谈了之，约以宴集之余晷，作寄兴之生涯，聚固不以时限，诗亦不以格拘，成时共载一卷，遂以‘郢中’名社。”在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来年间，蒲松龄共写了多少诗，由于文献不足征，我们或许永远也无法欣赏到了。但是，从此我们却知道一个信息，就是年轻的蒲松龄在作八股文之余，首先喜欢的不是谈鬼说狐的小说，而是言志抒情的诗歌。他的小说创作至少要比诗歌创作晚十年。蒲松龄固然是以《聊斋志异》得享大名，他的诗歌创作也煌煌大观，不可小觑。随着“聊斋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开阔，聊斋诗将会越来越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并逐步引起诗歌爱好者的欣赏兴趣。

高翰生在《聊斋诗集跋》中说：“见其签题共五册，计一千二百九十五首。”据盛伟先生编《蒲松龄全集·聊斋诗集》，现存聊斋诗共一千零五十六首。除了这一千多首诗，蒲松龄还写有不少词作。盛伟先生《蒲松龄全集·聊斋词集》收词九十二阕，赵蔚芝先生《聊斋词集笺注》收词一百一十七阕。聊斋词在数量上大约为聊斋诗的十分之一。聊斋诗词的版本有路大荒先生整理《蒲松龄集》中的《聊斋诗集》与《聊斋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新1版，印数3000册）；盛伟先生编校《蒲松龄全集》中的《聊斋诗集》与《聊斋词集》（学林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印数不详）。现在最通行的笺注本，是赵蔚芝先生的《聊斋诗集笺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印数2000册；中国出版社2006年8月第二版，印数2000册）和《聊斋词集笺注》（黄河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印数5000册）。

下面谈谈我在阅读聊斋诗词时的一点体会。

青草白沙最可怜：对山水风光的流连

蒲松龄自幼生长在柳浪泉波里，家乡大自然的旖旎绰约，培育了他亲近自然的天性和欣赏风光的眼睛。康熙九年他南行“游幕”宝应、高邮，一路行来、一路吟唱，用柳泉般珠圆玉润的歌喉，在苏北辽阔的原野上，演绎二百年后俄罗斯人柴可夫斯基《D大调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在南游诗中，如果说初睹异乡风光的兴奋与激动是第一小提琴，客店的无聊与酒后的寂寞是第二小提琴，那对家乡妻儿的无限思念就是那把中提琴，而科场不利功名未遂的深广的幽怨则是那把戳在地上的大提琴了。

蒲松龄一生都在行走。

他在《述刘氏行实》中说，与刘氏夫人结婚后，妯娌不睦，兄弟析箸，“兄弟皆得夏屋，爨舍闲房皆具；松龄独异：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松龄岁岁游学”。其子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说：“先父天性慧，经史皆过目能了，处士公最钟爱之。十九岁弁冕童科，大为文宗师施愚山先生之称赏。然自析箸，薄产不足自给，故岁岁游学，无暇治举子业。”蒲箬在《祭父文》中还说：“若夫家计萧条，五十年以舌耕度日，凡所交游，皆知我父之至诚不欺，胸无城府；而东西师生三十年生死不二，至托诸梦魂间者，则又无过于刺史毕先生家。呜呼！我父奔波劳瘁，七十岁始不趁食于四方，虽有儿辈四人，将焉用耶！”

蒲松龄自己说自己“岁岁游学”，他儿子也说他“岁岁游学”。游学，旧时指离开本乡到外地求学。如果真是如此，那应该是“治举子业”，怎会“无暇治举子业”呢？原来在这里，蒲氏父子都用了委婉的说法。他们所谓的“游学”，就是“奔波劳瘁”地“趁食于四方”，也就是四处给人家做私塾先生，挣口饭吃。

游幕，游学。如果不计三十岁以前没有诗歌记载的岁月，仅从康熙九年其三十一岁南出青石关游幕宝应，中经数家特别是在王村毕家游学坐馆，一直到康熙四十九年七十一岁东游青州道取得岁贡生，蒲松龄在人生旅途上整整“奔波”——“游”——了四十年，才安定下来。此后，仅仅过了五年，他就停止了吟唱，以七十六岁高龄到“青林黑塞”间寻找知音去了。

康熙十年，蒲松龄在宝应孙蕙幕，有《与树百论南州山水》诗：

        扬州有红桥，廊榭亦萧敞；余杭有西湖，渟流亦滃泱。雕甍斗华丽，名流过题赏。乃知北方士，自不善标榜。江南之水北方山，两物流峙皆冥顽。大江无底金焦出，培塿直与江声传。何如劳山高崔嵬，上接浮云插沧海!

扬州的红桥（虹桥）很有名，回廊台榭潇洒宽敞；杭州的西湖更有名，湖水也算烟波浩渺。雕画的屋脊飞檐比赛着华丽，引来大家名流的过分题词赞赏。由此可见北方的读书人，笃厚诚实、不善于标榜。其实，江南的水和江北的山，都是大自然默默无语的设计造化。可怜的是大江中的金、焦二山，两个小小的土丘，也因长江而得大名。它们怎么能和我们崂山的崔嵬相比，崂山下插沧海上接云霄。在这首诗中，蒲松龄通过贬抑金、焦二山的渺小细微，来反衬崂山的高大雄伟；通过对扬、杭二州名流过分题赏的微讽，透露出北方人的敦朴与倔强。蒲松龄“身在曹营心在汉”，人在苏北心却时刻挂念着山东。虽然演奏的是关于“高山流水”的对话，仔细聆听，却依然辨得出家乡的缕缕柳风与丝丝泉韵。

海口虽然夸过了，却毕竟没有亲眼见过崂山。于是，为了验证自己的所言不虚，为了见识崂山的真实面目，康熙十一年，也就是从宝应回来的第二年夏天，他就与淄川的师友一行八人同游了崂山，并作《崂山观海市作歌》诗：

山外水光连天碧，烟涛万顷玻璃色。直将长袖扪三台，马策欲挝天门开。方爱澄波净秋练，乍睹孤城悬天半。埤堄横亘最分明，缥瓦鱼鳞参差见。万家树色隐精庐，丛枝黑点巢老乌。高门洞辟斜阳照，晴光历历非模糊。繦属一道往来者，出或乘车入或马。扉阖忽留一线天，千人骚动谯楼下。转眼城郭化山丘，猎马百骑皆兜牟。小坠腾骧逐两鹿，如闻鸣镝声飂飕。飙然风动尘埃起，境界全空幻亦止。人世眼底尽空花，见少怪多勿须尔。君不见：当年七贵赫如云，炙手热焰何腾熏!

对这首诗，我们可能不很熟悉，对《聊斋志异》中的那篇散文《山市》，我们应该记忆犹新，因为那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熟读的中学课文。蒲松龄初次观海就见到了虚无缥缈的海市，但是他从奂山下走了数十年，竟然没有亲眼目睹一次作为淄川八景之一的“奂山山市”。他那篇《山市》是根据别人的见闻描述出来的。

我们重点要说的是，在这首诗里，蒲松龄虽然把大量笔墨花在描摹海市上，其主要意思却落在了最后几句的篇末点题上：人生的一切富贵荣华，都和这海市蜃楼一样，是虚幻的、不可凭恃的。读这首诗，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卢照邻那首巨大的《长安古意》。在把长安的荣华富贵、金粉烟霞极尽能事地描述过后，正在读者们羡慕得口涎喷流的时候，卢照邻却突然来了这样几句就结尾了：“专权意气本豪雄，青虬紫燕坐春风。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长安也罢，海市也罢，五公也罢，七贵也罢，都比不上一床旧书和一朵桂花永恒。

在《崂山观海市作歌》中，蒲松龄像在《聊斋志异》中写“异史氏曰”一般，来了一段议论，可见其时他实是徘徊在现实与虚幻之间。功名未遂他痛苦，就是遂了又怎样呢？还不是“飙然风动尘埃起，境界全空幻亦止”？这个他明白，可他就是不服。当他贬薄着“当年七贵赫如云，炙手热焰何腾熏”的时候，他心里正在念叨着那诱人的富贵煊赫境界呢。说蒲松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可能有点过分，若说他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定不会有人反对：好端端的，你不是游你的山、玩你的水，你去想它“眼底空花”、“当年七贵”作甚？反观一下《山市》中的描写，纯然客观，不加任何点评，在本来应该有“异史氏曰”的地方反而没有“异史氏曰”，那时的蒲松龄已经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幻是幻，见实是实，心境熨帖平静得多了。蒲松龄登了一次崂山，这“如歌的行板”竟弄得有点如泣如诉了。

在南游期间的《感愤》诗中，蒲松龄说：“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蒲松龄南游归来后的第二年夏天“壮游”了崂山，第三年七月，又与友人“壮游”了泰山，有《登岱行》诗记之：

    兜舆迢迢入翠微，往来白云荡胸飞。白云直上接天界，山巅又出白云外。黄河泡影摇天门，千峰万峰列儿孙。放眼忽看天欲尽，跂足真疑星河扪。瑶席借寄高岩宿，鸡鸣海东红一簇。俄延五更黍半炊，洸漾明霞射秋谷。吴门白马望依稀，沧溟一掬推琉璃。七月晨寒胜秋暮，晓月露冷天风吹。顷刻朝暾上山觜，山头翠碧连山尾。及到山下雨新晴，归途半蹅蹄涔水。回首青嶂倚天开，始知适自日边来。

崂山的主峰“崂顶”，海拔1132.7米，是我国海岸线第一高峰，有着海上“第一名山”之称。古语云：“泰山自言高，不如东海劳。”由于崂山在海中，其高度从海平面算起，所以显得比泰山还高。其实，泰山主峰玉皇顶海拔1545.6米，比崂山高出四百多米，那是更见宏伟壮丽的一座山。

我们都登过泰山，对泰山的云雾、星斗、日出、天风等，都有过感性的正面接触。但是我们现在来看蒲松龄这首《登岱行》，总体感觉和上一首《崂山观海市作歌》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是恍兮惚兮、耀眼迷离，天空似乎就是海面，海面仿佛也就是天空。面对这样的自然景观，蒲松龄往往好迷失方向、不辨真假。在这首诗中，他尽管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阴阳昏晓所惊倒，但如同半路出家的和尚，虽经刻苦修炼，还是不免时时露出在家的嘴脸。我们看到了诗的结尾，一行人弄得泥猪疥狗、拖泥带水，可蒲松龄还是不忘一个美妙的典故——“日边”。

表面上看，“日边”就是太阳的旁边。如李白《望天门山》诗句“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所指。但是李白在《行路难》中还告诉了我们“日边”的另一个意义：“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这里的“日边”，是用了一个典故。据《宋书·符瑞志上》记载：伊尹在即将受到商汤的聘请出而为官之前，曾梦见自己乘舟绕日月而行。因此，这里的“日边”，就是指京师和帝王左右。《千家诗》中高蟾那首有名的《上高侍郎》说“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用的就是这个意思。后来在《红楼梦》中，探春抽出的花名签上，也有“日边红杏倚云栽”一句，用的还是这个意思。

若是读过王实甫的《西厢记》，若是还记得张君瑞一上场的那句唱词，我们就明白“日边”还有一个来历。张君瑞唱道：“游艺中原，脚跟无线，如蓬转。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张君瑞“如歌的行板”中的“日近长安远”一节音符，来自《世说新语·夙惠》：“晋明帝年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在这里，明帝聪明地把元帝比作了天上的太阳。从此，“日”就成了皇帝的代称，“日边”就是指帝都及皇帝周围。

蒲松龄于诗中有意无意用到“日边”这个典故，让我们想到功名利禄、富贵光耀，就像一件铁背心，住在他的身上，即使不去想它，也不能忽略它的存在。张君瑞在普救寺遇到崔莺莺终成眷属，蒲松龄登泰山时早已娶妻生子，不会再有非分之想。但是他有没有到碧霞元君祠中磕头求签，问过功名休咎呢？这“如歌的行板”眼看要走板了。

行行重行行。走过春夏秋冬，走过青丝走过华发。七十五岁的蒲松龄在生命的尽头，最后一次走过奂山，去吊唁老馆东毕际有的夫人王氏。他似乎再也走不动了，就薅一把野草坐地休息，作《奂山小憩》。诗云：

五年不践奂山道，乍到山头路欲迷。下马解装藉芳草，白云不断雁行低。

拉过来，拉过去。拉过了第一小提琴辉煌地考中秀才，拉过了第二小提琴幽怨地岁岁游学和科科赶考，拉过了中提琴深沉地援例出贡，直拉到大提琴踏踏实实、平静缓慢的大地胸怀般的深广柔和。累了就坐下，白云苍狗都成过去，雁行低飞已无多年。凭着朝后的记忆向前活着，由此，行板也就变成了慢板。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意思就是说，屈原之所以能洞察《诗经》中《国风》和楚国民间《骚》体诗的幽微情韵，创造出伟大而不朽的诗歌作品，或许也是得到了楚国秀美江山的帮助吧！

蒲松龄一生足迹不广，往南到过江苏的宝应、高邮，往东到过即墨的崂山，往西到过省垣济南。大半生常来常往的就是从蒲家庄经奂山道往西铺的这条道。但就是仅仅这条道旁的自然景观，就帮助他写出了大量精美的风景诗歌。“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早就遥遥地向屈子致敬过了。不光小说，就是诗歌他也像屈子一般吸吮着家乡泥土的芬芳。

与“文章得江山之助”相反相成的还有一句话，就是“江山也要文人捧”。郁达夫《乙亥夏日楼外楼坐雨》诗云：“楼外楼头雨似酥，淡妆西子比西湖。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如果没有苏轼的一首诗和一堤柳，西湖会怎样？假如我们把蒲松龄的有关诗句加以利用，让其为从蒲家庄到西铺的这七十余里道路增光生色，我们想效果会是怎样？再过五年，蒲松龄逝去就三百年了，但我相信，他依然有能力捧红鲁中的一路山水。

细虫蠕蠕满平田：对农民苦难的同情

自从有了人类，苦难就跟随而来。自从有了文学，苦难就是其重要主题。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范成大》中说：

《诗经》里《豳风》的《七月》是中国最古的“四时田园诗”，叙述了农民一年到头的辛勤生产和刻苦生活。可是这首诗没有起示范的作用；后世的田园诗，正像江淹的《杂体》诗所表示，都是从陶潜那里来的榜样。陶潜当然有《西田获早稻》、《下潠田舍获》等写自己“躬耕”、“作苦”的诗，然而王维的《渭川田家》、《偶然作》、《春中田园作》、《淇上田园即事》和储光羲的《田家即事》（五古和七律）、《田家杂兴》等等建立风气的作品，是得了陶潜的《怀古田舍》、《归园田居》等的启示，着重在‘陇亩民’的安定闲适、乐天知命，内容从劳动过渡到隐逸。宋代像欧阳修和梅尧臣分咏的《归田四时乐》更老实不客气的是过腻了富贵生活，要换个新鲜。西洋文学里牧歌的传统老是形容草多么又绿又软，羊多么既肥且驯，天真快乐的牧童牧女怎样在尘世的干净土里谈情说爱；有人读得腻了，就说这种诗里漏掉了一件东西——狼。我们看中国传统的田园诗，也常常觉得遗漏了一件东西——狗，地保公差这一类统治阶级的走狗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制度。诚然，很多古诗描写到这种现象，例如柳宗元《田家》第二首、张籍《山农词》、元稹《田家词》、聂夷中《咏田家》等等，可是它们不属于田园诗的系统。……到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才仿佛把《七月》、《怀古田舍》、《田家词》这三条线索打成一个总结，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根据他的亲切的观感，把一年四季的农村劳动和生活鲜明地刻画出一个比较完全的面貌。田园诗又获得了生命，扩大了境地，范成大就可以跟陶潜相提并称，甚至比他后来居上……

我不厌其烦地引述钱先生这段话，是因为钱先生要言不烦地梳理了中国“田园诗”系统中，从《诗经》的《豳风·七月》之后一直到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之前，在这段漫长的历史里，几乎没有人写诗反映农民生活的多灾多难。除了“田园诗”系统，在其他的诗歌中，反映农民生活疾苦、官吏贪酷暴虐的作品，钱先生也只举出了柳宗元《田家》第二首、张籍《山农词》、元稹《田家词》、聂夷中《咏田家》等等几篇作品。

我们来看一下聂夷中那首有名的《咏田家》：

父耕原上田，子劅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宴，只照逃亡屋。

在《唐诗别裁集》中，沈德潜说：“唐时尚有采诗之役，故诗家每陈下民苦情，如柳州《捕蛇者说》，亦其一也。此诗言简意足，可匹柳文。”说这首诗“可匹柳文”，我觉有点牵强，但若说它“可补柳文”，那就言无剩义了：正是因为田家一年到头过着这样的生活，所以不如冒死去捕蛇，死了就死了，死不了就可以清清静静地免受刀剜之苦。

其实，柳宗元不光在文章中反映人民的疾苦，就是在诗歌中他也有所反映。如钱先生提到的《田家》第二首，《唐诗别裁集》也选了这首诗：

    篱落隔烟火，农谈四邻夕。庭际秋虫鸣，疏麻方寂历。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各言官长峻，文字多督责。东乡后租期，车毂陷泥泽。公门少推恕，鞭扑恣狼藉。努力慎经营，肌肤真可惜。迎新在此岁，唯恐踵前迹。

沈德潜批曰：“里胥恐吓田家之言，如闻其声。”“地保公差这一类统治阶级的走狗”，可真比得上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了。

我们再看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中的一首：

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

自己的农田被别人兼并剥削去了，为了养家糊口，只好到荒野的湖面上栽种菱角。可是，就算你流干了血，变成了鬼，统治阶级也不会放过你，这不，菱角还没有收获，催租逼债的“狗”早就来了。远在几百年前的唐代，杜荀鹤那首《山中寡妇》已经向我们证明了世间没有任何“乐土”的残酷现实：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丈夫在战乱中死去，这位寡妇独守蓬茅。身着破烂不堪的麻布衣服，面目憔悴、头发枯黄，桑树柘树都砍伐尽了，田地都荒芜了，租税却照收不误，片刻也不能耽误。没有活路，只好到深山老林里挖野菜、烧生柴。但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有孙悟空的本领，你也逃不出如来佛所布下的赋税和徭役的天罗地网。唐朝人在山里与虎狼居，不成；宋朝人在湖里与鱼鳖居，还是不成：看来只有做黄巢和上梁山了——但是，黄巢不是败了，梁山不是平了吗？

蒲松龄继承了古代诗歌中这种“哀民生之多艰”的优良传统，并发扬光大。比如，《田家苦》：

稻梁易餐,征输最难；疮未全医，肉已尽剜。东家儿女卖吴越，邻妇夜夜哭霜月。我方踟蹰怀百忧，租吏登门如怒牛。县牒丹书照红眼，隳哭叫号声呴喽。小男酒浆罗堂上，归谋老妇相对愁。欲卖园中枣，田宅贱于草；欲贷豪家钱，债券无署保。千思万转仍不果，计卖黄犊尚差可。莫管来年耕不耕，免去眼前遭兵火。

别的我们不说，只“疮未全医，肉已尽剜”两句，就让我们看出蒲松龄接上了聂夷中《咏田家》中“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的现实主义传统。卖儿鬻女、交租纳税、卖宅借贷、卖牛等死，这一切，在在都证明广大的农民，时时刻刻都挣扎在贫困线上、死亡线上。

康熙四十二年，淄川经历了一场旷世劫难。路大荒先生《蒲松龄年谱》“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云：“是年山东大水，饥，凡九十四州县灾。淄川四月大雨，二麦歉收，五月二十四日甲子，雨竟日，自此霖雨不休。六月十九日始晴，遂不复雨。然多蜚，蜚奇臭而害禾。先生有祭蜚虫文。”除了《祭蜚虫文》外，蒲松龄还用诗歌集中而又大面积地描写了农民那几年内所受天灾人祸的既深且重。

我们先看写于此年的《蜚虫害稼》：

    细虫蠕蠕满平田，遥望禾苗亦俨然。一亩芟来无斗粒，奇荒何处吁青天？

蒲松龄在散文《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中说：“低田水没胫，久晴不涸，经烈日，汤若煮，禾以尽槁。高田差耐潦，然多蜚；蜚奇臭，族集禾箨，箨为坟起。剖之纷纷四出，日既上，则入土而伏。禾被 * （左口右替）以枯、 以秕，*（上艹下黠）尽臭，牛马不食。类最繁，又善蛰，冬冰雪之不死。麦未抽心，蠢蠢已动，不可逐，不可扑灭，为害无已时。”这种蜚虫，把庄稼的穗子、秸秆食尽掏空，但是独留庄稼叶子，看上去似乎茁壮茂盛，其实已颗粒无多。把一亩地的庄稼收割来，粮食还不够一斗，用现在的说法，也就是十来斤。面对这样的“奇荒”，蒲松龄说，你就是想向老天爷呼吁，也找不着门啊！

我们再看《淫雨之后，继以大旱，七夕得家书作》：

当午青草燎洪炉，旱禾萎悴夜不苏。齐鲁千里百郡县，八十四邑莽为潴!高田苗瘠黄未死，酷阳收烬淫雨余。赤夏三旬无滴雨，禾穗半秕豆茎枯。今方秋成谷腾贵，市上斗米如斗珠。吾家妇子三十口，丰岁不免瓶罍虞。况有累弟老无力，四壁圮尽半垅无。家书入览愁不寐，但闻蛩声唧唧泣向隅。

正午，青草像烤在大火炉里；夜里，枯萎的稻秧也苏醒不过来。齐鲁大地上的近百个郡县，有八十四个县成为杂草丰茂的湿地。高处的农田禾苗枯黄未死，烈日似乎立意要把这雨后苟延残喘的生命全部收回去。盛夏以来，已经三旬滴水未降，禾穗一半是秕子，豆秸都干枯了。现在秋收季节，谷价暴涨，集市上的米价抵得上珍珠的价格了。我家男女老少三十口人，就是风调雨顺的丰年也有吃不饱的危险，何况现在。再加上还有堂兄弟需要赡养，他已经是四壁倒塌田无一垄了。唉，我看罢家信忧愁得夜不能寐，只能听着唧唧的秋虫声向隅而泣。

这是天灾，还有人祸。康熙四十三年甲申的《离乱》诗云：

    村舍逃亡空四邻，纵横盗寇乱如尘。公庭亦有严明宰，短绠惟将曳饿人。

村中农人流离失所，盗寇纵横。好一个严明的县令，不去追捕盗贼，只是下令让衙役们拿着绳子捆绑饿得跑不动的老实人。

《邸报》：

    二麦全枯谷未耰，流金烁石旱无休。年丰幸有中丞报，犹缓君王东顾忧。

本来大麦小麦颗粒无收，谷子无法播种，太阳熔化了金石。但是，幸好还有巡抚大人向朝廷汇报丰收，缓解君王的东顾之忧。

无须多举例子了，让我们看看蒲松龄在康熙四十二年和四十三年所写诗的题目吧：《十三夜微雨，俗占雨云，重阳不雨盼十三，感而作此》、《糠市》、《正月二十喜雨》、《二十五夜雪》、《五月归自郡，见流民载道，问之，皆淄人也》、《流民》、《饿人》、《流民蒙君恩，载送东归》、《饭肆》、《旱甚》、《六月初八夜雨》、《闻淄东无雨》、《喜闻雨信》、《忧荒》、《记灾》、《微雨》、《虫后仅余荞菽，而久旱又将枯矣。时雨忽零，奈数里外未之沾及。闻毕公漪对客雪涕，感而作此》、《见刈麦，慨然怀靖节》、《密云不雨》、《夜小雨》、《诸灾并作，秋稼已空，十月犹旱，麦田未耕。月来雨频降，吾乡独不及沾。延息待苏，不免憾造物之偏也》、《月夜薄阴》、《十月二十二日雨》……在中国诗歌史上，还有哪位诗人在每天报告着天气，每天视察着土地，每天观望着庄稼，每天思考着民瘼？

在“田园诗”上，范成大“可以跟陶潜相提并称，甚至比他后来居上”；在“田家苦”这类诗上，我们是否可以说蒲松龄也够得上“咏田家”大师的级别了呢？

老于橘柚识甘酸：对日常生活的体味

蒲松龄一辈子生活得平平淡淡。除了在三十一岁那年南游作幕次年即归之外，大半生都是在教书、赶考、著书中度过。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蒲松龄六十三岁时写的那首《二月二十三日，询内人病》，就回顾了自己常年坐馆在外，妻子终年劳累的情景：

昔学作人家，孤灯照双影。两小几何时，素发各垂领。四十六年中，涉历遍愁境。食指日已繁，家贫赖节省。游人不顾家，汲深劳短绠。翁妪老相依，晨夕念饥冷。闻君病方剧，忧心殊炳炳。春夜尤苦长，暂眠觉亦猛。问讯知平善，愁颜始一逞。

妻子刚刚嫁到蒲家的时候，一盏孤灯照着一对身影。转眼之间，两个年轻人都已满头白发。两人结婚整整四十六年了，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现在家庭人口增多，还能够维持生计，全仗着妻子节俭的美德。蒲松龄“岁岁游学”，没有精力顾家，就好比用一根短绳子到深井里打水，空费心思，徒劳无功。现在两人都老了，老头儿、老太太相依为命，共度晨夕。听说妻子病了，蒲松龄日夜忧愁，形于言色。春天来了，昼长夜短，但还是感觉到夜太长了，一宿之间猛然醒来无数次，还不见天亮。打听到妻子近来身体康复，蒲松龄的愁容才舒展开来。

写这首诗的时候，蒲松龄六十三岁，还在王村西铺的毕家坐馆。虽然宾主相得，二十多年下来，已经有了深厚的友谊，但是一则限于塾师的职责，二则限于交通的不便，即使家人有病，只要还不至于危及生命，蒲松龄是不能随便回家探视的。他在《九月晦日东归》诗中说：“几回闻雁秋方尽，五次休装岁已终。”休装，就是卸下行装休息。五次休装岁已终，是说在外当塾师，每年只有五次回家的机会，即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十月一、春节。这样与家人离多聚少，不但不能帮妻子操持家务：“久以鹤梅当妻子，只将家舍作邮亭”（《家居》），就是自己儿孙的学业，也顾不上指点教导了：“老夫岁岁天涯远，文事惟凭子教孙”（《家居》）、“孺子能文犹可教，恨从放懒误年华”（《家居》）。

蒲松龄终生没有中举，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一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在《九日同如水登高，时定甫欲北上》诗中说：“《离骚》若读称名士，山水之间见醉翁。”《世说新语·任诞》云：“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欧阳修《醉翁亭记》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除了“常得无事”这一条蒲松龄做不到，饮酒、读诗、流连山水，蒲松龄都能从生活的褶皱中榨取出诗的滋味。

宋人林逋隐居西湖孤山，植梅养鹤，终生不娶，人谓“梅妻鹤子”。蒲松龄数十年在外坐馆，虽然妻子俱全，却无缘终日亲近，所以以林逋的“梅妻鹤子”自嘲。邮亭，是古代递送公文者或政府官员投宿的地方，像蒲松龄这样的身份，恐怕还无缘投止。他把“家舍”比作“邮亭”，实际上是一种无意识的自谑。蒲松龄年年岁岁不着家，“文事惟凭子教孙”，这是自责。虽然儿孙都能为文，还能教得出来，但是无奈无暇亲自教导，只能由着他们的惰性，耽误青春年华，这是自叹。就这样，蒲松龄面对无奈的家境，想着优美的典故，吟着悠扬的平平仄仄，在自嘲、自谑、自责、自叹当中，抒发了忧愁郁闷，压制了苦恼焦虑，达到了精神的平静或者说麻醉。诗料虽然是酸涩的，但经过了诗人的发酵，诗味却是幽香的。这比周进“一头撞在号板上”和范进“往后一交跌倒”不知高明多少倍，就是和马二先生的游西湖而不知其味相较，也应该有霄壤之别了。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蒲松龄六十九岁，赴济南，适逢各县童生在郡府试，他写下《历下吟》五首，揭露科举制度的黑暗腐败、科场官吏的贪婪残暴。他在诗序中，说自己“少见多怪”。看着这四个字，我们感觉到是又心酸又心寒。蒲松龄在《述刘氏行实》中说：“先是，五十余犹不忘进取。刘氏止之曰：‘君勿须复耳！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松龄善其言。”肉鼓吹，是一个典故。据《外史梼杌》载：“五代蜀李匡远凶暴苛刻，一日不行刑，则惨然不乐。闻笞挞之声，曰：‘此吾一部肉鼓吹。’”因此，后人就把“肉鼓吹”用做犯人受刑的声音。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折狱》中说：“世之折狱者，非悠悠置之，则缧系数十人而狼藉之耳。堂上肉鼓吹，喧阗旁午……”这用的正是此义。像蒲松龄的妻子刘氏那样的文化水平，恐怕未必知道并会用“肉鼓吹”这一典故。蒲松龄只不过是用文人的话说出了妻子的意思而已。但是“肉鼓吹”这个词太形象生动了，他把秀才们参加考试比作犯人在堂上受刑，说自己已经十余年不遭受这种煎熬苦难，现在看着别人如此，都恍若梦中，似乎有点“少见多怪”了。其实，此种况味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们且看他诗中描写之细腻痛切：

试期听唱名，攒弁类堵墙。黑鞭鞭人背，跋扈何飞扬！轻者绝冠缨，重者身夷伤。退后迟嗷应，逐出如群羊。贵倨喜嫚骂，俚媟甚俳倡。视士直草芥，而不齿人行！帖耳俱忍受，阶此要宠光。此中求伊周，亦复可恻怆！（《历下吟》其一）

考试的日期到了，万头攒动等候唱名，堆成了厚厚的人墙。负责考试的官员们，举着凶狠的皮鞭从背后打来，是何等的飞扬跋扈！轻者被打断了帽带子，重者身体受伤。在退后的过程中答应稍微慢了一点儿，就像驱赶羊群一样被赶了出来。那些人尊贵倨傲，动辄谩骂不止，下流无耻比得过倡优。他们对待考生就像对待草芥，不把他们当作人。打也罢骂也罢，考生们都忍受了，因为他们还要通过此等台阶争得荣宠光耀。但是，要想在忍气吞声、俯首帖耳的人当中选拔出伊尹、周公那样的国家栋梁，那也是何等凄恻悲怆的事啊！

在《历下吟》其二中，蒲松龄写考生们“缶中蛇不存，皮骨尽剥削”。在前文，我们说过沈德潜曾把聂夷中那首《咏田家》比作柳宗元的散文《捕蛇者说》。现在，蒲松龄把考生比成了“捕蛇者”。“缶中蛇不存”，就是用《捕蛇者说》中的“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驰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蒲松龄说，考生们已经被官吏们剥削得皮肉不存，连最后的救命稻草都没有了。联系前文我们引用的《聊斋志异·折狱》中关于“肉鼓吹”的话，我们看，秀才赴试和犯人受刑，没有丝毫两样。这样，秀才赴试、犯人受刑、农人捕蛇，三条线索到蒲松龄这里就打成了总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蒲松龄的伟大发现，在别人的作品中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描写。

蒲松龄接着说，“东海”有一位“名士”，因为盘费用尽等不到放榜就回家了，因此被官吏们下达公文追捕回来，进行肉体和精神的摧残。最后，这位名士只能沿门乞讨，等待着他的将是身死沟壑。考生们参加在济南举行的府试，考生都是济南府人，不会有“东海”边上的人。但是，我们看一下清时的山东地图就会发现，济南府的最东边除了新城即现在的桓台以外，就是淄川县。在《历下吟》其三中，蒲松龄还说，主考的阅卷官们是举世无双的文坛巨擘，考试榜还没有张贴，录取考生的喜报已经送到了考生的家门。处处都是这样，从来没人细问根由。但是到了般阳淄川却不然，竟有人妄听妄信，把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以至于已被录取的考生又被勾销了名字。蒲松龄在这里，又说“东海”，又说“般阳”，我们觉着他总在千方百计朝自己身上揽乎。他尽管已经十几年不再参加此类考试了，但是看到现在的考生状况，想想就让人后怕，如果自己不是及早抽身，恐怕那位“东海”名士和这位“般阳”秀才就是自己的榜样。在潜意识里，蒲松龄被考试考怕了。在《历下吟》其四里他说：“怨毒至终身，安能遽忘却？”这就是怕读者真把诗序中的“少见多怪”看成了“少见多怪”而特意进行的提醒：像这种考试，只要经过一次，其愤恨怨怒之情就会终生不忘，哪能短时间内忘却而“少见多怪”呢！所以，我们说，蒲松龄的《历下吟》组诗，表面上是置身事外的描写，其实是对自己考试经历的隐约而沉痛的回顾。

既然科举考试如此黑暗刻毒，那为什么还要非考不可呢？在《历下吟》中，蒲松龄已经用一句“阶此要宠光”做了回答。我们再看他对儿子们是怎样说的：

……不受三年劳，遂得百年苦。昔贤逾壮岁，当与童子伍；一备弟子员，云霄已腾举。不患世不公，所患力不努。（《试后示篪、笏、筠》）

蒲松龄勉励自己的三个儿子：不受三年一次的考试辛劳，就会终生困苦。只要有才能，年龄大了也不要紧，一旦考中秀才，就有了青云直上的基础。不怨世道不公正，怕的是自己不努力。

科举功名固然诱人，奈何是命中注定，自己说了不算。那什么东西能握在自己的手中，不必仰仗天地鬼神就能实现完成呢？当然是读书和著书了。康熙三年甲辰（1664），蒲松龄二十五岁，写《醒轩日课序》云：“李子希梅，与余有范、张之雅。甲辰春，邀我共笔砚，余携书而就之，朝分明窗，夜分灯火，期相与以有成。”在蒲松龄所诵读的书籍文章中，固然有科举考试必读的《四书》、《五经》，但也有“朝夕吟咏，隽语堪惊，半载之余，大被雅称，学问日益，伊谁之功”的诗词文章。他的阅读范围是广泛的、阅读兴趣是高雅的，学问是在日益提高的。正如他在《聊斋》诗中所说：“枯蠹只应书卷老。”这种一日不断的读书之功，成就了蒲松龄的伟大文业。他的《聊斋志异》、《聊斋诗集》、《聊斋词集》等等，是那些连苏轼、李清照等为何人都一头雾水的腐儒、呆儒所不曾想像的。说白了，不要说让他们去写，就是读，他们也一定如观天书，茫然无所知觉。

蒲松龄在妻子去世不久，借读书消闷解愁，有《读书》诗一首：

    故旧凋零谁与语？漫开浊镜论千秋。枕上数行眠欲坠，灯前一卷倦方休。老惟此物堪消闷，鳏更无聊借解愁。兴亡似看盘伶戏，懒效乘车马少游。

老朋友们都已凋零故世，连谈史论文的人也没有了；只能睁开浑浊的眼睛，与古人论评千秋了（浊镜，指昏花之眼睛。陆机《百年歌》：“目若浊镜口垂涎。”）。躺在枕上没看几行，就抛卷欲睡；那就起来到灯前去看，看完一卷书疲倦了才休息。老了只有这几本旧书还能消闷，妻子死后在百无聊赖之中也只好借书解愁。兴也罢亡也罢，千秋历史只是一场傀儡木偶戏，就是像马少游那样对生活容易满足的人，我也懒得去学习效法了。

蒲松龄读书读了一辈子，此习惯至年老而不衰。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说蒲松龄：“寝食左右，必有古史一卷，感则作诗以评骘之，此亦破寂遣怀之一方也。”

当然，蒲松龄除了读书之外，更重要的工作还是著书、编书。康熙二十八年己巳，蒲松龄五十岁那年，诗坛盟主王渔洋看了他的《聊斋志异》，作《戏书蒲生<聊斋志异>卷后》一首赠他：“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蒲松龄接到赠诗，立即作和诗酬答。他的《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说：

《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

在此诗中，蒲松龄道出了创作《聊斋志异》的甘苦，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伟大小说家的创作心态。因了《聊斋志异》，因了蒲松龄，王渔洋那首诗也几乎成了他最为人称道和熟知的作品。

在康熙三十六年丁丑（1697），蒲松龄写一首《抄书成，适家送故袍至，作此寄诸儿》说：

满院风霜日影寒，朝来薄饮意阑珊。衣烦爱惜身为用，书到集成梦始安。生苦文章为障孽，老于橘柚识甘酸。儿童应念贫中福，坐对蓬窗受亦难。

在诗题中，蒲松龄说“抄书成”，他抄的是哪部书呢？据路大荒先生和盛伟先生《蒲松龄年谱》，蒲松龄在此年共编成三部书：《小学节要》、《宋七律诗选》、《庄列选略》。《<庄列选略>小引》的写作日期是“丁丑闰月念五日”。康熙三十六年丁丑闰三月，闰三月二十五日，天气已经暖和，不会“满院风霜日影寒”，也不会有送“袍子”的必要了。所以，《庄列选略》可以排除。《<小学节要>跋》的写作日期是“康熙丁丑十月望后四日”，也就是十月十九日。这个日期倒是正用得着“袍子”，也可能“满院风霜日影寒”，但是蒲松龄说“余节取其要，存三分之一”，由此看来，与“书到集成梦始安”的“集”字又不相符。所以，《小学节要》也可以排除。剩下的就是《宋七律诗选》了。在《<宋七律诗选>跋》中，蒲松龄说：“丁丑冬，余从毕子崐朗假得诗钞，闭阁录之。因其浩瀚，即有绝工处，而他句太不相称者，辄弃去，故仅存三百二十有二首。”其写作日期是“腊月十四日”。蒲松龄在“跋”中说到“诗钞”，这“诗钞”指的是清初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编选的《宋诗钞初集》，收诗一万二千余首，康熙十年刊印。蒲松龄从如此众多的宋诗中选出三百余首七律集合在一起，这正是“书到集成梦始安”中所说的“集”字的意思。另外，“腊月十四日”也正是需要“袍子”的“满院风霜日影寒”的季节。蒲松龄一生困于场屋，苦于科场，把文章看成了“憎命”的“孽障”；但是他一生钟爱诗歌吟咏与创作，到了晚年，已经参破了诗歌的创作奥秘，也看穿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因此，“老于橘柚识甘酸”，可说是文学创作趣味的总结，也可以说是平生生活经验的概括。

    蒲松龄的诗，内容广泛，风格突出，以上只是一点读后感，并不是对其诗作的全面评价。

除了诗，蒲松龄还写词。

蒲松龄的乡前辈唐梦赉在《聊斋词序》中说：

词家有二病：一则粉黛病，柔腻殆若无骨，李清照为之则是，秦淮海为之则非矣。此当世所谓上乘，我见亦怜，然为之则不愿也。一则关西大汉病，黄齿猬须，喑哑叱咤，四平弋阳之板，遏云裂石者也。此当时所共非之，然须眉如戟有丈夫气者，于此殆不能免。免此二病，其惟峭与雅乎！峭如雪后晴山，岞崿皆出，一草一石，皆带灵气；雅如商彝汉尊，斑痕陆离，设之几案间，令人神游三代之上。聊斋词都无二病，可谓峭矣。若夫武陵源上人，衣冠犹是汧渭故制，竟不知“练裙”、“高屐”为何代时事，则鄙词之所不能免也。聊斋以为何如？

唐梦赉说，历来写词的人都有两种通病：一种叫做“粉黛病”。如果用人体来打比方，就是皮肤柔滑细腻，却好像没有骨头。这种词，李清照写是可以的，若秦观去写，就不对了。这就是说，当时所谓的上乘词作，我看了固然喜欢，但让我去写我是不愿意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梦赉强调的是本色当行。也就是说，要什么人说什么话。女人本身柔腻无骨，她们写的词作也柔腻无骨，词作是她们的自然性情。但是男人去写柔腻无骨的词作，就不免扭捏作态、矫揉造作了。在这一点上，唐梦赉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他几乎一笔抹杀了所有男性作家所写的婉约词。他还说，另一种叫做“关西大汉病”。这种词就像黄黄的牙齿、硬硬的胡须，声雄气粗的关西大汉，节拍响亮，音调高亢，真能遏云裂石。这种风格的词作，在当时大家都非难它，但是须眉如戟有丈夫气的作者，不自觉地就会露出本相，不能免除这种毛病。在这里，唐梦赉似乎稍稍看重豪放派词，认为即使有些粗糙过分之处，也是本性使然，不可避免。他说，要想根除“粉黛病”与“关西大汉病”，也有两条途径，就是“峭”与“雅”。言外之意，就是“粉黛病”太平，“关西大汉病”太俗。

什么是“峭”呢？“峭如雪后晴山，岞崿皆出，一草一石，皆带灵气”。峭，必须如雪后的晴山。不下雪时，山上山石花木，满眼都是，分不清主次关系，所以不峭。下雪之后，山上的一切都遮盖住了，一片白茫茫，所以也不峭。只有雪后初晴，高的山石，高的树木，雪化露出了身姿，周围的纷乱与平板都没有了，只有这挺挺的树木与硬硬的山石，它们顾盼有情，充满了灵动之感。这就是“峭”。

什么是“雅”呢？“雅如商彝汉尊，斑痕陆离，设之几案间，令人神游三代之上”。雅，就如商朝的彝和汉朝的尊，霉绿斑斓纵横，但是摆放在几案之间，让人想到上古三代的事。

唐梦赉说，聊斋词没有“粉黛病”和“关西大汉病”，可以说是“峭”的了。同时，聊斋词也是“雅”的。它就如桃花源中的人，衣冠还是先秦时秦国故地的样子，竟然不受后世“练裙”、“高屐”的影响。也就是蒲松龄，一般的词人是不容易做到这一点的。

后文，我们选了蒲松龄的十首词，至于是“峭”是“雅”，读者自会心中有数。

关于聊斋诗的一百篇小文章，初稿在二〇〇四年就写完了。那一年，我四十二岁。所以在讲到蒲松龄四十二岁前的作品时，我一律称之为“松龄”，以示亲切；讲他四十二岁之后的作品，我就一律称之为“蒲松龄”，以示尊重了。后面的十首词，短短的欣赏文章是最近才写的；因为出版费用紧缺，所以写得很短很短。在写作这一百一十篇小欣赏文章的过程中，我时时需要参考的著作是赵蔚芝先生的《聊斋诗集笺注》和《聊斋词集笺注》，如果没有这两部著作，别说欣赏，就是看，我也看不懂聊斋诗词的。另外我还参考了袁世硕先生的大作《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路大荒先生的《蒲松龄年谱》、《蒲松龄集》和盛伟先生的《蒲松龄全集》。在此一并致谢。

二〇一〇年五月三十日于般阳玩月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