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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明

博山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秘书长。1964年生于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文学博士，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国际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委员。1987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分配到山东大学任教。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和古籍版本目录校勘学、汉字学、中国古代石刻文献等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编《子海珍本编·大陆卷》第一辑，合作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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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在的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大体相当于民国以前的博山县。博山最初设县，是在清代雍正十二年（1734年）。当时，清政府把青州府益都县的孝妇、怀德二乡、淄川县的大峪等二十一庄和莱芜县的乐疃等七庄进行合并，增设了一个新县，因境内有博山，故取以为县名。博山县的县治设在当时的颜神镇，镇内有一条自南而北流经旧城西侧的小河——孝妇河，河水的源头是镇南长城山脚下的一泓清泉。关于孝妇河的发源以及孝妇乡、颜神镇的得名，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动人的传说故事：

       颜文姜，颜子之后。初，许聘李氏。夫亡，悯舅姑之失养也，往事焉。尝远汲新泉，以供姑嗜。诚感灵泉，生于室中，文姜常以缉笼盖之。姑怪其取水即得，值姜出，姑入室发笼观之，水即喷涌，坏其宅。俗一名笼水，今孝妇河也。（《(康熙)益都县志》）

县志中还说，颜文姜生前是孝妇，死后则成了庇佑一方，每求辄应的神灵。因此早在北周时期，当地百姓就建造了颜文姜祠，以后历代都有重修。现在的颜文姜祠，则主要是明、清以来的建筑。按照当地的风俗，每年农历三月十五、四月十八、七月初三这三天，人们都要到颜文姜祠中烧香酬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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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文姜的故事有多种不同的叙述文本，上文所引是明、清以来较为常见的一种。而在此之前，这个故事已经以各种不同的面貌流传了一千多年了。自东晋至满清，历代都有文字记载。直到今天，仍在民间流传不止。也许正因如此，故事本身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早在清代初年，就有人对记录这个传说故事的有关文献做过一番搜求辑录的工作。此人姓孙，名廷铨，字伯度，一字枚先，号沚亭。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生，崇祯十三年（1640年）成进士，先后任魏县县令、永平推官等职。入清后，异常超擢，三为尚书，累官至秘书院大学士。康熙三年（1664年），因病乞假归里。十三年，卒于家，享年六十二岁。主要著作有《颜山杂记》、《南征记略》、《琴谱指南》、《沚亭文集》等。其中，《颜山杂记》四卷是孙廷铨归休乡里之后，于康熙四、五两年编撰的一部杂记地方史地的小书，分山谷、水泉、城市官署缘起、乡校、逸民、风土岁时、长城考、颜文姜灵泉庙、灾祥物变、物产、物暴、遗文等十二门，对博山一带的历史、地理、政治、文化进行了简要的论列。此书写定之后，即于康熙五年刻于家塾，后被收入《四库全书》。本文所据乃孙氏家刻本。

孙廷铨在《颜山杂记》卷三“颜文姜灵泉庙”一门中罗列了东晋·郭缘生《续述征记》、唐·李冗《独异志》、宋代碑文、宋·董逌《广川书跋》、金代碑文、元代碑文、元·于钦《齐乘》、明代碑文、明《青州府志》以及清代碑文中与颜文姜故事有关的文献资料，使后人可以借助这些资料对故事的内容及其流传情况有较多的了解。可是，孙廷铨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资料，彻底理清这个传说故事的发展脉络。至于说进一步广泛搜讨原始文献，对故事的源头再作深入的考察探求，就更谈不上了。现在，这些工作就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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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就以孙廷铨《颜山杂记》中所辑录的数条材料为主，以散见于其他古籍中的相关资料为辅，进行排比分析，藉以理清孝妇故事发展演化的基本脉络。

《颜山杂记》所引资料，最早的一条，出自东晋·郭缘生的《续述征记》：

梁邹城西有笼水，云齐孝妇诚感神明，涌泉发于室内，潜以缉笼覆之，由是无负汲之劳，家人疑之，时其出而搜其室，试发此笼，泉遂喷涌，流漂居宇，故名笼水。

这是在解释笼水之得名时所引入的孝妇故事。根据现存的资料来看，这应该是古籍中关于孝妇故事的最早的文字记载。这段文字有两个特点：一、从结构上看，情节大体完备。这说明至迟在东晋时期，故事的叙事模式已经基本形成。二、从人物上看，还没有婆婆的形象，也没有孝妇的具体姓名，说明流传的时间还不太长。

在南北朝以后的二百多年中，故事内容逐渐发生变化。到了唐代，当这个故事出现在李冗所著《独异志》卷二中的时候，演变成了这个样子：

      淄川有女曰颜文姜，事姑孝谨，樵薪之外，归后复汲山泉以供姑饮。一旦，缉笼之下，忽涌一泉，清泠可爱。时人谓之“颜娘泉”。至今利物。

增加了两个新的内容：一、出现了婆婆（姑）的形象，使孝妇的孝德有了具体的指向。二、孝妇开始有了确切的姓名——颜文姜。这两项新内容的增加不仅能够更为有效地满足听众们的好奇心，而且使故事的内容、情节显得更加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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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所引宋代资料最多，除董逌的《广川书跋》外，还有三通宋碑。这四种文献中，有三种所记录的颜文姜故事，与上文引述的《续述征记》、《独异志》二书所载只有个别文字略有差异，并无新增的内容，此处不再赘引。只有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的一通碑文中，载有原顺安军州学教授陈琦的《续翁姑因地记》一文，所述颜文姜的故事与此前的记录有所不同： 

      夫人祠之左有所谓翁婆堂者，夫人之舅姑也。舅姓李氏，家于邹邑李颜村，姑郭氏。故居之地，今颜庙是也。舅赘于郭氏，生夫人之夫壮室。颜氏，即亚圣之裔顺德夫人也。

不难看出，陈氏此文中又增加了两项新的内容：一、关于孝妇的家庭成员，有了更为详细、具体的介绍。二、孝妇颜文姜被附会为孔门贤士颜回的后代。这两项内容的增加，使得孝妇故事中所蕴涵的教化意味得到了强调。

孙氏所引金、元以后的有关记载，虽然取舍详略，互有出入，但基本上没有超出上面的几项内容。本文开始时所引《益都县志》，由知县陈食花领衔纂修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其时《颜山杂记》早已写定并刻版印行，《县志》中的这条资料，自然未及采用。而《县志》中的这则故事，也新添了一项内容，即所谓“夫亡，悯舅姑之失养也，往事焉”。当时，宋明理学已经占据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夫死守制的节妇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传说中增加了这样一项新内容，正是封建思想文化发展变化的一种具体体现。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这番排比分析，孝妇颜文姜的传说从六朝到清代发展变化的基本脉络应该说大致上梳理清楚了。在这种梳理工作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民间传说故事发展演变的一种规律，那就是：在故事的流传过程中，人们总是在不断地对它进行补充润饰，使它向着更加符合人们的心理愿望与更加完整的方向发展。

二

接下来的问题是，孝妇的故事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它的源头是什么呢？孙廷铨的《颜山杂记》以及后来问世的许多乡邦文献都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本文的撰写，就是想为这个问题寻求一种可能的答案。

让我们先看一则载于《汉书·于定国传》的“东海孝妇”的故事：

东海有孝妇，少寡，亡子，养姑甚谨，姑欲嫁之，终不肯。姑谓邻人曰：“孝妇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壮，奈何？”其后姑自经死，姑女告吏：“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验治，孝妇自诬服。具狱上府，于公（于定国之父——引者注）以为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狱，哭于府上，因辞疾去。太守竟论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强断之，咎倘在是乎？”于是太守杀牛自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岁孰。

将这个故事与颜文姜的故事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二者之间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也有三个明显的共同之处：一、二者都有孝妇事姑勤谨的内容；二、都提到了因感动神明而灵异显现的情况；三、故事皆发生在齐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虽然不能武断地认定“东海孝妇”的故事就是颜文姜传说的直接来源，但是，认为二者之间可能有一定的联系，应该是合乎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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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东海孝妇”的故事一经载入《汉书》，必然会得到广泛和持久的传播，《后汉书·孟尝传》中的一段文字就是最好的证明：

      上虞有寡妇至孝养姑。姑年老寿终，夫女弟先怀嫌忌，乃诬妇厌苦供养，加鸩其母，列讼县庭。郡不加寻察，遂结竟其罪。尝先知枉状，备言之于太守，太守不为理。尝哀泣外门，因谢病去，妇竟冤死。自是郡中连旱二年，祷请无所获。后太守殷丹到官，访问其故，尝诣府具陈寡妇冤诬之事。……丹从之，即刑讼女而祭妇墓，天应澍雨，谷稼以登。

这个故事，除了老妇人是寿终而亡并非上吊而死之外，几乎完全是“东海孝妇”故事的翻版，只是由于孟尝是会稽上虞人，故事的发生地点则移到了江南。当然，《后汉书》所记录的这件事情未必就没有真实历史事件的因素，但其故事传闻的特征却是十分明显的。

类似的故事还见于东汉·高诱的《〈淮南子〉训》。高氏在《淮南子·览冥》篇“庶女叫天，雷电下击，景公台陨，支体伤折，海水大出”下训曰：

      庶贱之女，齐之寡妇，无子，不嫁，事姑谨敬。姑无男有女，女利母财，令母嫁妇，妇益不肯。女杀母以诬寡妇，妇不能自明，冤结叫天，天为作雷电，下击景公之台。……毁景公之支体，海水为之大溢出也。

高诱的这段注文中所引用的“齐之寡妇”的故事，虽然由于所注正文的缘故，把时间提前到了春秋时的齐景公时代，但是，这个故事与《汉书》中“东海孝妇”的故事有许多相似之处，却是不争的事实。就情理而言，高诱比班固晚百年左右，他承用《汉书》的资料为《淮南子》作注，也是很自然的事。不过，我们应该看到，高诱《〈淮南子〉训》中的这则故事与“东海孝妇”的故事之间也有差异：一、因神灵感应而引发的灾异现象不同；二、寡妇的婆婆殒命的原因不同。这说明高诱的《淮南子》注文或许有另外的来源，这个来源应该是“东海孝妇”故事的另外一种叙述文本。

下面，我们再看看东汉时期流传的关于姜诗夫妇孝养母亲的故事。东汉·刘珍等所撰《东观汉记》载：

      姜诗字士游，广汉雒人。遭值年荒，与妇佣作养母。贼经其里，束兵安步，云：“不可惊孝子。”母好饮江水，儿常取水溺死，夫妇痛，恐母知，诈云行学，岁作衣投于江中。俄而，涌泉出于舍侧，味如江水。

汉代广汉旧地在今四川梓潼一带，虽说离齐地尚远，但是，这个故事中因孝养母亲而感泉涌出的情节，如果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就有可能会在以后的传播过程中，与前述“孝妇”类型的故事相互融合，从而对颜文姜故事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

另外，东晋·萧广济《孝子传》云：“隗通字君相，母好饮江水，常乘舟楫置之，深浚艰辛。忽有横石特起，直趋江脊，后取水无复劳剧。”隗通的故事虽然与姜诗夫妇的故事在内容上有较大的差异，但其故事模式则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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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上文，关于颜文姜故事的产生，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大约在东晋时期，两汉以来流传已久的“东海孝妇”、“齐之寡妇”等“孝妇”类型的故事与“姜诗夫妇”等“感泉”类型的故事逐渐融和，从而产生了孝妇颜文姜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决非成于一人一时，必定有众多的讲述传播者参与其中，应该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形成过程。而且，故事的基本模式与主体内容形成以后，在长期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人们又不断地对它进行修改润饰，形成了众多的叙述文本，因此体现在历代的文字记录中，内容不断变化。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某些印记。

故事产生之后，不仅一直在博山地区广泛流传，而且以各种不同的面貌流传于山东省内其它的周边地区，甚至传播到了省外的某些地方。明代《（嘉靖）太原县志》卷三“杂志”门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俗传晋祠圣母姓柳氏，金胜村人。姑性严，汲水甚艰。道遇白衣乘马者，欲水饮马，柳不吝，与之。乘马者授之以鞭，令置之瓮底，曰：“抽鞭则水自生。”柳归母家，其姑误抽鞭，水遂奔流不可止，急呼。柳至，坐于瓮上，水乃安流。今圣母之座即瓮口也。

在博山地区流传的颜文姜故事中，就有一种叙述文本与这个“圣母坐瓮”的故事在情节上如出一辙，完全属于同一种类型。而据笔者查考，在现存的山西地方文献之中，关于“圣母坐瓮”的故事，似乎还没有早于《（嘉靖）太原县志》的文字记载。因此，我们认为这个流传于山西太原一带的故事的更早的源头应该出自别的地方，而来源于博山颜文姜故事的可能性无疑是最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圣母坐瓮”的故事应该属于颜文姜传说的一种变异类型。

最后要说的是，在清理颜文姜故事的演变脉络，探求它的故事源头的过程中，笔者常常感到蕴涵在这个传说故事之中的思想文化意义，即传统“孝道”观念在民间的发展变化，也是我们所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正如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自序》中所说的那样，“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地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不过，由于题目与篇幅的缘故，对于这个问题，笔者不拟在此详加阐发，当另外撰文予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