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革命烈士薛玉珍之子薛兴美老人为忘年之交。每逢提及父亲遇难之事，他都悲情激愤失声痛哭，也每次使我感受到心灵的震撼和感应，因此，将英雄的事迹写出来传下去的想法便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但苦于资料缺乏一直未能如愿。如今兴美老人已经作古，所幸马传政老师记录整理下了烈士薛玉珍二弟薛玉珠老人生前的口述：怀念大哥薛玉珍一文，保留下了这一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才让我这一久远的心愿得能实现。

薛玉珍，男，字聘卿，1907年生于南博山东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七岁读私塾，十五岁到博城东盛来商号当小伙计学生意，十六岁到莱芜东邢谢昆玉酒店当记账先生，十七岁回南博山与马易周等人集资开办药铺，取乐善好施之意名乐山堂，经十几年经营发展，成了博山南山里一个赫赫有名的字号。

抗战暴发后，薛玉珍于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兼任南博山村村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活动，使乐山堂成为我党的一个重要的地下交通站。博山县委领导人如边首之、翟翕武等人经常在这里开会或过夜。在他们的影响下，其二弟玉珠、三弟玉珊都入了党，参加了革命工作。

1940年，薛玉珍被任命为博莱贸易局局长，负责筹集抗日经费，极端恶劣的环境和极度繁忙的工作使他有时连续几天几夜都得不到休息，但他仍然热情高涨，信心百倍。虽多次遇险仍不悔其志。家里和乐山堂的事却已顾之不及。

1941年11月，博山建设科科长李振之在杨峪被俘叛变，带领鬼子宪兵队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

1942年农历四月三十晚上，劳累了几天的薛玉珍刚刚秘密回到家中，叛徒李振之就带着鬼子包围了南博山，机枪就架在笔架山上。李振之在乐山堂多次参加会议并住宿，对周围情况非常熟悉，所以很容易的就从临居的柴草棚里抓走了薛玉珍和他的二弟薛玉珠以及翟作栋、冯子厚、孙志孝、马学文、马兴珂等人。第二天又来抓走了他的母亲，砸毁了乐山堂的货物并放火烧掉。

他们先是被关押在北博山的振武庙，第二天便被送到了博山，在博山刑讯逼供了两个月，隔几天过一次堂，每次过堂都是被打的浑身青紫流血，皮开肉绽。昏迷着被拖回监狱。可是他们咬紧牙关，忍住疼痛，一个字也不说，坚守着党的秘密。敌人看看从他们口中得不到有价值的东西，便把薛玉珍、薛玉珠等几个要犯押到了济南。

在济南，他们受到了更加残酷的刑罚和更加非人的折磨。据薛玉珠老人回议：这里的刑讯手段更狠毒，更严酷，他们先叫我们站在用粉笔画的小圈圈里，脚出了圈子就用刺刀戳。用热水往赤裸的身上泼，用烟火烧身使伤口长期流黄水不接痂。过电，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和肥皂水等酷刑我们都受过。比如灌肥皂水，敌人用一木槽盛满肥皂水，把我们捆住手足扔进去趴着，吸气就得喝，一会儿就喝饱了，然后放到老虎凳上，由两个人用木棍擀肚子，肥皂水便从嘴里、鼻子里和肛门里冒出来。辣椒水更厉害，灌过以后好几天呛破了的鼻子里、喉咙里还不停的往外淌像红黍黍面子一样的血水。

大哥因为是党的干部，受刑更加残酷，敌人把他脱去衣服，赤裸着身体拴在马屁股上在碎玻璃上拖，一会儿人就成为了血布袋……（述者至此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剧照，图文无关，来自百度图片

几天下来，薛玉珍已经被折磨的不成人形，他知道敌人不会放过他，在狱中他偷偷地对弟弟玉珠说：我是出不去了，你如果有一线希望回了家，咱娘和孩子就托付给你了。反正是一死，我决不出卖组织。你放心，死就死个值得，我为抗日而死为人民而死是光荣的。咱家里穷，我死了以后不要管尸首……

1942年农历七月初四，党的好党员好干部薛玉珍悲壮的遇难了。为了防止他喊口号，敌人绑住他的脖子，装进麻袋，用汽车拉到济南秦家林，先用刺刀刺，又行枪击，然后扔进了枯井，那年他只有36岁。

尽管敌人用尽了酷刑，却始终没有撬开他的嘴巴，从他嘴里掏出一个字。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想，这才是不忘初心，这才是共产党员钢铁意志视死如归！

薛玉珍烈士牺牲后，弟弟薛玉珠被鬼子押到东北做劳工，历经千难万险千辛万苦于1943年逃回了老家，这时他的母亲已经疼儿疼疯了，身边还有玉珍唯一的孩子兴美才只有六岁。

抗战胜利后，薛玉珠化悲痛为力量，继兄长遗志，积极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创造了玉米高产。195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他说：现在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再也不当亡国奴了。仅管晚辈们不知道这民族仇恨有多深，可我还是要说一声，那洋鬼子欺辱咱们的滋味受不了啊！

原创：王建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