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振国先生年纪大了，因为他的学生们也都早已过了花甲之年。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是在2013年四月底吧。那是刚刚同学聚会，受大家委托我们几个同学给董老师送去了纪念品和大家的聚会影集。之前早听说过董老师身体欠佳，这一次入校50年庆祝聚会，老师未能参加实在是大家的遗憾。纠结于老师的身体状况，让大家最终放弃了坚持；考虑到不给学生们增加负担和麻烦，也让老师最终放弃了与同学们的欢聚时刻。事情就是这样的无奈和不尽人意。

在老师的寓所，我们见到了久违的他，仍然是那么精神矍铄，满面红光；除了明显斑駁的头发外，丝毫看不出有什么病态。历来键谈的老师见到我们，简直有点象孩子样地高兴起来，忙不停地问这问那。一阵问候之后，老师请我们落了座。同去的几个同学就忙不迭地向老师汇报起来。这次见老师我是有私心的，一是50年聚会同学们要我给影集写的前言，我自认为还是拿得出手的，极想得到老师的首肯；二是藏在我心里40多年老师不知道的一段往事，我决定告诉他，虽然这有违我做人的原则。在老师和大家谈话间隙，我抓住时机迫不及待地把两件事都说了，特象一个极具虚荣且争强好胜的小学生，期待老师的表扬-----

下图为董老师正在讲课时的情形。

下图为那个年代的学生、教室、课桌。（图片来自网络）

历史回到上个世纪的一九六三年，淄博一中又迎来了新的一届学生。六年的小学生活结束了，怀着忐忑的心情踏上了一个未知的领地。刚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吃过糠、咽过菜的生活，让贫穷打击地非常不自信的我，此时小小的脑子里充满了明哲保身的狭隘思想。来时小学老师曾嘱咐我，说可能让我担任点什么职务，因为我小学在班里是班长。而那时我想图清静，下决心什么也不干。当我踏进报到之门，老师——班主任——董振国早已在桌子后面候着我，准确说是候着每一个报到的同学（大概如此）。当我交上手续，验明正身，果然老师交待要我担任少先队中队长。打小就倔强的我，那时就象中了邪一样，任凭老师怎么说就是不应承。

你想想老师对你的印象还有好吗？这样在宣布班级人员职务的时候，中队长自然另有他人.我被授于“语文课代表”的头衔。时至今日我都感激老师，让我当了他的课代表。这说明老师没有因为我的不听话而嫌弃我。其实从我心里觉得，当一个实实在在自己喜欢的课代表，要比抛头露面的中队长踏实多了。

由于我自小好玩耍，进入中学后，虽然学习不落后，但玩起来有时就忘乎所以，经常得到老师的训斥。一次上完体育课，就在操场上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打起球来，这时上课铃声响了，同学催促快走，我就说是上自习课，再打一会没关系。当我们几个恋恋不舍离开球场，自习课已过了10几分钟。本想偷偷溜回教室，来个神不知鬼不觉。谁曾想老师就堵在教室门口。罚站是免不了了，更倒霉的是，老师在问明情况后，让别的同学都回位了，我却在门口站了足有半小时。当时心里气乎乎的，总觉老师故意整我。

当然我从老师那里得到的更多的是教诲。尤其是每次作文后，老师在我的作业本上总是圈圈点点，有的画横杠、有的画波浪线条，还要附上几句点评的话语。一次写篇游公园的作文，当时正值菊花开放，观赏后我就在文中这样描述菊花：“红的象火，白的如雪，黄的似金”。老师就在这几句下面用波浪线重重地勾了出来，并写下赞语。

董老师治学是严谨的。那时一中青年教师不是很多，我们的老师即是其中之一，用现在的话说属于“青年才俊”。董老师讲课极有条理，一篇课文在他的手里就象层层剥荀，三下五除二就给你讲得明明白白。每当有好的范文、好的章节，老师总是爱不释手地为我们朗读上一段。老师的嗓音是宏亮的，加上语气中的抑扬顿挫，那声音好听极了。无论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还是《最后一课》，抑或《保尔。柯察金》等等名篇佳句，从老师的口中涌出，那陶醉在故事中的神态，从未从我记忆的底片上抹去。

渐渐地不知从什么时候，我开始喜欢和欣赏起老师来。课余的时候是老师和同学们接触最密切的时候，大家围着他扯东啦西，而他也放下了老师的“架子”，有时也跟我们开个玩笑。老师笑起来的时候是极夸张的，这让他总是在笑后不得不把眼镜取下用布揩拭一下，再重 新戴上。当然，老师严厉的时候大家都是害怕的，尤其那些学习不够好和调皮的同学，有时免不了罚站、挨批。  

下图为1990年同学离校二十二年后，第一次师生聚会，在淄博一中门前合影留念。

下图为参加聚会男同学与老师合影。

三年的初中学业转眼快结束了。临到毕业的时候老师找我谈了一次话，主要就是勉励我，因为入团的事情让我不要气馁，毕业后到一个新地方要继续努力。这次谈话深深地影响了我，也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当天我还用日记的形式将它记了下来。我想今后不论走到那里，我将永远记住老师的教诲。

未曾想到的是，正当毕业分配尚未开始的时候，“文化革命”开始了。继批《海瑞罢官》之后，批判“三家村”很快波及到全国各地学校。旋即“红卫兵”新生事物的出现，让学校的文化革命风起云涌。斗争的矛头铺天盖地向老师涌来。自诩出身好的“红五类”们很快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老师成了“黑帮”、特务、反动权威，一夜之间被游街、戴高帽、挂破鞋；校园里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对准了昔日辛勤耕耘的园丁。

绝大多数老师被揪斗，狂热的学生们以为到了“解放”的天堂，揪斗老师被看作是“革命行动”。看到别的班的老师一个个被揪斗，班里就有几个同学提议，把董振国揪来斗一斗。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有不少同学就跟着起哄，好啊，快去快去。那时班里的干部都已靠边站了，我以非班干部、非团员的身份，得到大多数同学的信任，说话还是有人听的。想到董老师年轻有为，又没有历史问题，尤其是敏感的男女问题也没有。老大不小了也没听说过谈过女朋友，不象有的老师还谈过“三角恋爱”，因此挨了斗，被贴了好多大字报。我便出头拦道：“咱老师不能斗！”看我不同意，几个同学想想也就罢了。四十七年后，回忆这一段，振国老师深情地说，让他倍感欣慰的是，在那段疯狂的日子里，20级2班的同学们守住了做人的底线，没有批斗他。

当我在50年聚会上听到他捎来的这句话，不禁心潮澎湃。在当今一片为文革被批斗的老师道歉的舆论中，我庆幸我们没有批斗我们的恩师。而埋藏在我心中的这段往事，那一天，我却突破了我做人的底线，近似馅媚、邀功地向老师坦白出来。事后想来，这是我平生做的最不知羞臊的事了。

下图为本文作者和同学朱博生与老师（中）合影。

我的老师——振国先生现在已是耄耋之年了，但他在我的心中永远是那付“青年才俊”的模样。白里透红的脸庞上，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后面，永远闪烁着一双睿智的目光。这目光透着威严，透着慈祥。年少不谙世事的曾经的我，在这里为那些个岁月我犯下的过错，曾经为老师找的麻烦，曾经的冥顽不化，真诚地向老师说一声：“对不起了，如果有来生，我还要您做我的老师——我永远的振国先生！”

下图为1990年聚会，在一中校园内当年的二十级教室前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