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小病，它几乎要了我的命。说病大，它其实是一次小小的感冒引起的。

2015年十月下旬，我忙完老家的事情，去了张店小儿子那里。星期二下午便觉得好像有点感冒的征况，按常理也就是拿点消炎药及感冒胶囊吃了也就逐渐好了。但这一次好像没那么简单，我在家靠了两天竟发起了高烧，我开车到博山，让女儿陪我作了CT，大夫说肺部有一地方像結核。一家人害怕了，女儿马上带我去赵庄，也不知道是大夫水平有限，住下院来打了一夜的吊瓶，烧，依然未退。然后接下来五天按结核冶疗，经过化验，扎血器，各种检验证明:不是.结核！姑娘马上把我转到市一院呼吸内科。又是一番检查化验折腾，吊瓶又白天黑夜的滴上了。我很少生病，即使有时头痛脑热，不吃药打针也就靠靠好了。所以我特别相信医生，就是农村卫生室的赤脚医生我都佩服的五体投地，更何况大医院的大夫呢？十天又过去了，我病依旧。医院走廊的昏暗灯光，恍恍惚惚的就象行将燃尽的烛光，忽明忽暗，就好像生命己经走到了尽头。我不甘心，但也无能为力。经与一院医生协商，在女儿的努力下我转到了省齐鲁医院。

当我从一院走时，我的心里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齐鲁医院，这里是山东的最好医疗机构，它代表的是山东的水平，我这点小病还不是身到病除。

华灯初放之时，我们赶到了齐鲁，因姑娘事先托了人，沒费什么事就顺利住上了院。省院的病房就是紧张，七八个人一个房间滿满当当的转不过腚来，我感到了省城与其它城市不一样的感觉，医院的病房都象超市一样人滿为患。护士一霎一个来给你抽血，量血压，试体温。更值一提的是实习医生为了学习从动脉中抽血，两只胳膊四个人各抽各人的。如果我当初感觉好一点的话，我道要问一问你们是治病救人，还是把病人当做试验品？还是实验的工具！但那时我己沒有问话的力气了。

当医院要求我们病人做一个气管镜，以求达到三个未知数据的了解。我们爽快的答应并作了检查，第二天一个名为教授的主任，告诉家人三项检验最为重要的"活检"医生没有注明而沒做，他告诉家人如果同意做的话，趁着病人的体质还能坚持，最好再做一次气管镜的检查。我们不是医生，究竟对身体有什么伤害我们自己全然无知。但我自己知道每做一次我都从死亡线上走一遭，那个难受的.滋味现在回想起来都心有余悸。本来己高烧三十八，九度，肺部己高度炎症怎能承受三天作了两次气管镜的检查，好人也受不了啊！我满怀希望而来，又遗憾的抱着失望而归。

下午，我己出现精神恍惚的症状，医院依然没有具体治疗的办法。女儿只好提出转院的要求。十一月十九日夜乘座一辆120车冒雪向北京赶去。

女婿的哥哥己安排人在三O一等候，经过熟人的关糸他们认为呼吸疾病还是到国内知名呼吸专家王晨(山东安丘人)任院长的中日友好医院治疗较为合理，(中日友好医院为全国呼吸病科知名医院)十点入院，十二点进病房，在急诊室我朦胧中听到医生的一句话:呼吸衰竭，晚去一天便老命不保了。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地獄之门没有对我打开。在中日医院呼吸二部张小雷主任与任为医生的精心治疗关心下，在众多护士的尽心尽力的关照下，我于进院后二十四小时高烧退了，媳妇激动的热泪盈眶，我终于有了生的希望。高烧虽退，但近一个月损伤，肺部的伤害却是无法弥补的。

张小雷主任曾多次想要重新做一气管镜，但终因化验单有少许炎症，她都放弃了，她说"只要有炎症，气管镜就不可以做，否则只能加重病情"。我不明白做为医生齐鲁医院的大夫不懂吗？

做为住院所签合同，我认为是霸王条款，病人入院治好了是医院功绩，治不好也在情理之中，医院没有任何责任(有合同在手)现在都在说社会上的医闹问题，我倒要说医闹你也要从实际情况出发，看究竟是谁对谁错。除少部分小人外，大多数老百姓不会无理取闹的。何况说治好治坏患者都必须支付医院的全部费用。

去年五，一节后，我返京做了复查。女儿给张主任买了咱博山的鼻咽壶，不成敬意聊表寸心，它代表的是咱普通老百姓一颗诚实的心灵。忘不了北京治病之行，更忘不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中曰医院的白衣天使们！是儿女给我创造了生存的机会，是中日友好医院的医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时间己过去整整两年了，但那情景，那难忘的场面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之中，永不消失。

(如有不妥之处，望读者谅解)
2017，1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