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拍摄于七十年前的照片。

这张合影照上共有32人，在照片的上方写着“一九四九年二月欢送摄影纪念”。七十年的时空阻隔，仅从照片上能够读到的信息很少，如果臆测一下的话，我想，当时主导拍摄这张照片的人应该文化水平不高，因为单看上面的这行字，将欢送的对象漏掉了，便使得句子语法不通，而且，还将摄影的“摄”写成了“撮”。细想一下，觉得可以理解，毕竟那时识文断字的人少之又少，也或许是制作照片的人无意中造成的错误。

有时，历史钩沉的乐趣恰在于从一片迷雾中找到真相。

幸运的是，在这张照片的背后，附着这样一张用毛笔行楷书写的纸条， 这是一份32人的大名单。通过这张纸条，我们得到了照片的更多信息，在照片的第一行便注明了“欢送副厂长鲍复同志南下”，对照片漏掉的重要信息进行了补缺，从这份名单中也可以找到照片的主角，位于第二排左六位置的副厂长鲍复。这张纸条提供的这些信息，引起了我一探究竟的兴趣。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2月，经过辨认，可以看出拍摄地点是山东耐火材料厂（当时叫“鲁丰瓷窑厂”）成型房的西侧，该厂房是1904年建厂时由德国人建造，至今保存完好且仍在使用，因此不难辨认。

鲁丰瓷窑厂的前身为1904年建厂的博山玻璃公司，在历史的动荡和浮沉中，到1946年，这家工厂的名称变更为“山东模范窑业厂”。1948年3月，人民解放军第五次解放博山，华东财政经济办事处派军管代表杨荣生、宋辉春，从国民政府手中接管工厂。同年4月派许惠卿来厂组织恢复生产，并将厂名更名为“鲁丰瓷窑厂”。1948年5月，华东财政经济办事处派鲍复、李诚、陶英、嵇康等来厂参与管理，此时，许惠卿任厂长，鲍复任副厂长兼工务课课长（1948年11月兼任党支部书记），李伯峰任会计课副课长，嵇康任营业课课长、宋辉春任副课长，孙学信任总务课课长。从照片中可以看到，许惠卿、鲍复、宋辉春、陶英、李诚等人的穿着与其他人的不同。早春二月，博山尚未走出寒冬，这些人还穿着御寒的棉大衣，但是，他们里面穿的却是一身戎装，头上戴着解放帽，因此，可以断定，这是一些从战火硝烟中走进工厂的管理者。

在欢送鲍复南下的合影中，身为副厂长的被欢送者没有坐在前排，而是站在了第二排中间的位置。用现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会觉得不可思议。尤其是坐在前排厂长许惠卿和工会主席王在仁之间的钱荣声、云金祥，在那张用毛笔行楷写就的字条中，特别注明了是工人身份。

作者采访穆汝信老人

穆汝信是我唯一能够找到的照片上健在的人。2019年2月24日，又是一个早春二月，在拍摄这张照片整整七十年后，我拿出这张照片给他看，问他还有印象吗？已经94岁高龄的老人耳不聋、眼不花，连连说：有印象，有印象。

他甚至如数家珍般的说出了照片上每个人的名字。他说，余成斋是从北岭请来管技术的，坐在许惠卿旁边的钱荣声是电工，逯克忠后来调到博铝，现在走路不行了，他们还时常通电话。老人不断念叨着，照片上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没了。说起拍摄照片的过程，他说，那时他在铁工组干钳工，那天走到这里碰上了，就照了。没有专门的人安排谁能照、谁不能照；也没有人安排谁坐那里、谁站那里，一切都很随意。照相的师傅是从泰云照相馆请的，那时厂里还没有会照相的人。老人很清晰的记得，拍摄这张照片，是为了欢送鲍复副厂长南下，但是，至于鲍复副厂长从哪里来、南下又去了哪里却了解不多。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似乎到这里戛然而止了。

《鲍复自传》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经周折，我得到了这本《鲍复自传》，得以走近这位有着传奇经历的老人。

1949年鲍复在中纺六厂的留影

鲍复，原名鲍永镇，1921年8月16日出生于安徽合肥庐江县马厂岗乡福泉山村姚家院子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11月在安徽桐城参加抗日工作团；1940年参加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改名鲍复；194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先后任盱眙县物管局局长、天长县财政局长；1947年后，在华东财政经济办事处主任曾山、副主任方毅领导下工作；1948年任鲁丰瓷窑厂副厂长兼工务课课长；1949年南下参与接管上海工业企业，先后任中纺五厂军代表，中纺六厂（后改为上海国棉六厂）党委书记兼厂长，上钢一厂、上钢五厂党委书记，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上海市仪表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1984年离职休养。

因为在鲁丰瓷窑厂短暂的工作经历，也因为这样一张照片的缘分，仿佛“鲍复”这个名字不再仅属于他个人，也属于博山，属于如今已经走过百年的鲁耐窑业（由“鲁丰瓷窑厂”演变而来）。

1921年农历辛酉年7月13日未时，在安徽庐江县马厂岗乡的姚家院子一鲍姓农民家里诞下了一个男婴，按照鲍家祖上排定的 “大、德、永、康、宁” 辈分，鲍家为这个男婴取名永镇。鲍家祖居皖南徽州农村，世代以教书为业，曾祖父的学生刘锡章官至四川省巡抚，祖父随之入川，在四川省官盐管理机构任职，虽是肥差，但祖父为人厚道，不贪钱财，至年老回家，仍清贫如洗。解放后土地改革，鲍家仍被评为贫农。

永镇7岁读私塾，在孔夫子像前行磕头拜师礼后，随名“吴二”的先生读《三字经》、《百家姓》、《幼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鲍永镇后来回忆，多年读私塾，最大的收获是识了几千字，最大的遗憾是死记硬背、学而不思，浪费了大好年华。

1938年，已经18岁（虚岁）的鲍永镇被父亲安排到他朋友的文具店当学徒。一次，老板接了一笔大生意，为新四军上校军需主任胡弼亮印制几百张名片，怎奈永镇技术不精，不管怎么用心，印制的名片上不少都有墨点，心里很害怕，怕客户不满意，怕老板怪罪。没想到的是，军需主任看了以后，一声不吭，拿上名片就走了，此举让年轻的永镇对新四军留下很好的印象。此时的永镇已经成年，是开始思考前途命运的年龄，恰逢二舅父从省城回乡探亲，永镇向二舅父倾诉心头的迷茫，二舅父指点他，你可以与心皙联系。心皙是二舅家的表哥，他马上给表哥写信，几个月后接到了心皙从桐城的来信，说他在桐城县抗日动员委员会工作，希望他去桐城参加青年抗日活动。

1939年11月，永镇从庐江步行120里到桐城，在桐城县郊一个农民家里，终于见到了表兄何心皙、表嫂张曙，高兴的心情无以言表。表兄和表嫂对他的到来也非常高兴，除了向他介绍抗日工作团的情况，他还领到了一身军装和5元法币，并被分配到安徽省抗日动员委员会第十八工作团。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民抗战、教唱抗日歌曲、书写抗日标语、组织群众参加抗日协会等。在这里，他学习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一些苏联的进步书籍，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让来自大别山区的青年接触到新的思想。这时，分队长王凤章建议他将名字改为“鲍复”，取“复兴中华”之意，他欣然接受。1940年初，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鲍复，在组织安排下离开十八团，在无为县开城桥加入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并从此正式启用“鲍复”的名字。1941年2月，已经是六合货物检查处主任的鲍复，接到组织通知，经穆文、李鸿渠介绍，正式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抗战时期，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发动皖南事变，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造成淮南抗日根据地给养困难。为了保障供给，淮南行署决定筹建利华公司，通过发展易货贸易筹集军需物资，鲍复被任命为东王庙利华公司经理。此时，新四军军部设在淮南，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专门召集利华公司经理开会，讨论如何打破敌人封锁，自己动手解决给养问题。鲍复开始学习做生意，通过收购当地的粮食和农副产品，换取根据地急需的布匹、药品和枪支弹药等，获得极大的成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国民党军队大部在西南、西北，不能立即大量调往东部。为阻止日军向共产党部队投降，国民政府与日本人密谋，唆使日军“不向共产党军队放下武器，必要时要自卫”，使共产党军队被迫放弃大城市，转向重点接收根据地周边县城，鲍复参加了对天长县城的接收，担任了天长县财政局长，兼任淮南银行天长办事处主任，领导了对全县财政、粮食、税收状况的调查，并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经济，时年24岁的鲍复已经在财经工作方面独挡一面。

1947年春，正在华中财经干校学习的鲍复随学校迁至山东鲁南地区，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学校被迫停办。华东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方毅（解放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科院院长等）指示鲍复带领调查组去烟台调查工商业情况。在此期间，方毅来到烟台，在听取鲍复的调查情况汇报后，关切地问他中耳炎的治疗情况。鲍复回答，曾去毓璜顶医院看过，大夫说不是去几次就能治好的，姓毕的院长态度不好。年轻气盛的鲍复说，不治了。方毅说，中耳炎还是要治，邹韬奋同志就是由中耳炎引起脑膜炎去世的。并安排鲍复去大连治疗。

1948年春，孟良崮战役取得大捷，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山东根据地的重点进攻，山东的形势稳定下来，在大连的华东干部奉命回山东。鲍复在大连经过8个月的治疗，中耳炎已基本痊愈，便随队乘汽艇跨过渤海海峡回到胶东。方毅安排鲍复去山东商业专科学校工作，华东财办生产部部长陈易动员鲍复去生产部工作，鲍复同意了。这一决定使鲍复告别了财经系统，转向工业战线。

1948年5月，鲍复被安排到“鲁丰瓷窑厂”工作。对于这段工作经历，他在回忆录中专门提及，因为篇幅较短，不舍得漏掉一字，全文照录如下：“我回到华东生产部，被分配到博山瓷窑厂（应为“鲁丰瓷窑厂”，作者注），任副厂长兼工务科（课）长。据说这是慈禧太后建造的厂，厂房很大，职工只有80多人。在博山厂几个月，办工人夜校，开展劳动竞赛，工厂热气腾腾，山东《大众日报》多次报导（道）表扬，华东生产部《生产通讯》登了几篇工作总结、经验介绍，赞扬这厂的工作有朝气。”

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全国解放在即。在鲁丰瓷窑厂工作不足10个月的鲍复，奉命到济南集中，准备南下参加接管上海的工作。当时集结的接管干部，都经历过战争的考验，但是，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更没有管理大城市的经验。于是，便在济南广泛招收青年学生进行培训，一起参加接管上海的工作，当时受训的40人，日后都在各条战线上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鲍复作为军管组成员进驻中纺六厂，三个月后到中纺五厂任军事代表，全面负责中纺五厂军管工作。

解放初期的上海，形势错综复杂，接管工作处处受阻。作为军代表，鲍复首先决定废除“抄身制”。工人每天下班，都要排成长队，经过特制的铁栏杆围成的走道，接受监工的抄身，这是对工人极大的侮辱。在宣布废除“抄身制”的大会上，鲍复上台刚要讲话，突然停电，麦克风不响了，后来查明是有人做了手脚。废除“拿么温”（工头）制度的斗争更加激烈，一次“拿么温”殴打挡车工，鲍复决定召开职工大会讨论怎么处理，鲍复上台刚要讲话，满会场的人突然一哄而散，把鲍复一个人晾在了台上。鲍复意识到这一系列事件必有人幕后策划。他发动群众，明察暗访，终于查清是以人事科长金鉴为首的帮派组织所为，便借机深挖金鉴的贪污问题，将他清除出工厂。

申新纺织公司是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1915年由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于上海。到1931年全盛时期，在国内共有9个纺织厂，总计纱锭46万枚，布机4757台，职工逾3万人。1955年9月，申新纺织公司宣布公私合营，荣毅仁代表私方出任董事长、总经理，鲍复代表公方担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逢年过节，荣毅仁邀请公、私方代表赴家宴，谈工作，也拉家常，与鲍复互相称鲍复同志、毅仁先生，相处融洽。

1956年2月，鲍复去北京参加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开了八天，会后一天去天安门城楼观礼，在参观城楼上的雕刻时，他们边看边议论，没注意到一个人插进来也发表自己的见解，因为见解不同，互不相让，回过头好一阵才看清是贺龙元帅，大家不禁哈哈大笑。

1960年春节过后的一天，上海纺织工业局局长张承宗请纺织工业部部长钱之光吃饭，鲍复坐陪。席间，张承宗说，市委决定调你去上钢一厂工作，今天顺便为你送行。三天后，鲍复接到了去上钢一厂报到的通知。大跃进期间，全民大办钢铁，上海提出钢产量翻番的目标，经扩建形成了上钢一、三、五厂的布局。在三大钢厂中，上钢一厂的产量上不去，是市里领导的一块心病。在这种情况下，鲍复也不知道为什么，被跨行业调任上钢一厂党委书记。

在特殊的年代，钢铁生产是政治任务，完不成生产任务，便上纲上线。有些市里领导表态“干不好，完不成任务就撤职，开除党籍”，有的领导甚至说：“不要以为提篮桥是专关坏人的，完不成任务也要进提篮桥。”上钢一厂是个有3万多人的大型企业，管理上高度集权，党政不分，强调自上而下的纵向管理，而对于设备维修、炉体砌筑、炼钢操作等环节重视不够，影响生产效率，甚至造成事故频发。发现了问题的症结，鲍复不向干部施压，而是耐心听大家介绍情况，慢声细语与大家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推行纵向与横向协调管理，组织职工开展劳动竞赛，干部带头参加劳动。职工的积极性上来了，管理的问题解决了，钢厂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华社记者在内参上发稿，介绍上钢一厂的经验，引起彭真的重视，人民日报、解放杂志、冶金报等都进行了报道。鲍复还针对生铁硫含量过高，影响钢的质量问题，组织进行工艺改革，一方面稳定炉料供应，一方面在化铁炉、炼钢炉采用两步法去硫工艺，对稳定钢的质量产生了很好的效果。1961年、1962年的“五一”劳动节，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冶金部长王鹤寿，先后到上钢一厂与职工联欢，对上钢一厂在发展生产上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1966年初，鲍复调任上钢五厂党委书记。不久，文化革命开始，作为上钢五厂头号“走资派”，鲍复受到冲击。他被关防空洞、“坐飞机”、跪马路牙子、跪桌子、打耳光、打扫厕所，被安排到锻工车间打铁，经历了长达两年的靠边站、各种批斗等，身心俱疲。1970年，在军宣队干预下鲍复被解放，任上钢五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成了党政一把手。1982年3月，已经离开上钢五厂7年多的鲍复，经多次主动要求，在上海市冶金局党委副书记江流陪同下，又回到上钢五厂，在200多人参加的干部大会上，对自己在文革中执行极左路线的错误作了检讨。

离开上钢五厂后，鲍复先后任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上海市仪表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1984年，鲍复离职休养，过上了含饴弄孙、乐享天伦的晚年生活。

在这本自传的扉页，鲍复写下了“齐传良同志存念指正”的文字，落款是2002年4月，自此之后，便无从查找老人的生活轨迹。老人如果健在，已经是98岁高龄了，我想他可能不会想到，在他离开博山、离开鲁丰瓷窑厂70年后的今天，依然有人记着他。我们津津乐道于他的革命生涯，不仅因为他的传奇经历，还因为他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我想，无论过去多少年，人们都不应该忘记······

来源：博山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