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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室落成，从儿辈颜之面壁居（四首选二）

顺治十四年（1657），蒲松龄十八岁，妻子刘氏十五岁。两人完婚后没过几年，由于妯娌不和，兄弟析箸分爨。“兄弟皆得夏屋，爨舍闲房皆具；松龄独异：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松龄岁岁游学，刘氏薙荆榛，觅佣作堵，假伯兄一白板扉，大如掌，聊分外内；出逢入者，则避扉后，俟入之乃出”（蒲松龄《述刘氏行实》）。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蒲松龄四十九岁，经过三十年的锱铢积累，终于建成了“绿屏斋”。再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蒲松龄五十八岁，又经过九年的惨淡经营，“面壁居”也落成了。

茅屋如拳近舍东，晓窗深闭绿云中。

庭无隙地栽秋菊，道界长篱种晚菘。

板户开时天欲尽，荻帘启处路初穷。

颜为面壁佳名好，只恐蒲团日日空。

斗室落成之后，蒲松龄喜颠颠地跑到村外的山头上仔细打量了一番，看到面壁居蜷缩在旧屋东侧，仿佛一只大拳头，不由想起了《聊斋志异》中的那篇《真定女》，“不图拳母，竟生锥儿？”现在可以改作“不图拳屋，竟住巨人”了。刚贴上的窗户纸嫩白生亮，艳红的朝霞里，深藏在一团绿云之中。九年前，修建绿屏斋时，还是“残春冒雨儿栽菊”，九年后的今天，新房占地，已是“庭无隙地栽秋菊”，只能用长长的篱笆围在甬道边，划出一片小地面栽种晚白菜以佐餐饭了。从屋里外出，一开板门就到天边；从庭中入室，一掀荻帘后墙就碰额头。在门框上方题匾“面壁居”，是再恰当不过的佳名了，只是不能像达摩祖师那样面壁成佛，恐怕那坐禅的蒲团每天都要空着了，尽管在《聊斋自志》中曾认定“面壁人是吾前身”。

斗室颜作面壁居，一床两几地无余。

频煨榾柮云窟似，半架衡茅茧室如。

搦管儿曹呈近艺，涂鸦童子著新书。

几时能买田百亩？及尔同吟故草庐。

面壁居是名副其实的面壁而居，放下一张床两条几便无回旋余地了。每到饭时，灶膛里塞满木纹纠缠难着的树墩木块，浓烟滚滚，好似仙境云窟；新房靠旧屋山墙而建，门楣一头架在门框上，一头担在墙眼里，人在其中，仿佛蚕蛹禁锢在茧壳里，转身也难。康熙二十七年，就是绿屏斋落成的那一年，蒲箬成秀才，到现在仍未中举，三弟蒲笏和四弟蒲筠，要到康熙四十四年，也就是八年之后蒲松龄六十六岁时才中秀才。尽管在同年的《九月晦日东归》诗中说：“暂归未忍课儿功，”这次回家时间较长，心情也稍好，仍不免让儿子们写出近作八股文加以评点指导；十五岁的长孙蒲立德献上所作小说十余卷，向爷爷请教，爷爷不由大笑开怀（“涂鸦”句下自注云：“幼孙学著小说，数年成十余卷，亦可笑也。”）：“儿子们，孙子，什么时候咱家能买上一百亩地，吃穿不愁，让我和你们一同吟诗作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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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 斋

聊斋野叟近城居，归日东篱自把锄。

枯蠹只应书卷老，空囊不合斗升余。

青鞵白帢双蓬鬓，春树秋花一草庐。

衰朽登临仍不废，山南山北更骑驴。

蒲槃给蒲松龄兄弟四人分家时，蒲松龄“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述刘氏行实》）；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四十九岁时，经过惨淡经营，始“新庐结傍院东头，垂老经营羡四休”（《荒园小构落成，有丛柏当门，颜曰绿屏斋》）；再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五十八岁时，又在东头接上一间，“茅屋如拳近舍东，小窗深闭绿云中”（《斗室落成，从儿辈颜之面壁居》）。这首《聊斋》诗写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此前蒲松龄只有两次大兴土木，而一曰“绿屏斋”一曰“面壁居”，并无所谓“聊斋”者。然则，“聊斋”即“农场老屋三间”乎？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写成《聊斋自志》，则四十岁以前，即有“聊斋”。如此，“农场老屋三间”当确为“聊斋”无疑也。康熙十一年（1672），蒲松龄三十三岁时作《草庐》诗，云：“草庐容膝易为安，”此“草庐”当是“农场老屋三间”；《荒园小构落成，有丛柏当门，颜曰绿屏斋》再云：“庭开方丈屋如拳”、“茅屋容膝易为安”；《斗室落成，从儿辈颜之面壁居》又云：“茅屋如拳近舍东”、“斗室颜作面壁居，一床两几地无余”；康熙四十九年（1710），七十一岁时所写之《斗室》诗仍云：“聊斋有屋仅容膝，积土编茅面旧壁。丛柏覆阴昼冥冥，六月森寒类窟室。”则不知“聊斋”为“农场老屋”乎？为“绿屏斋”乎？抑为“面壁居”乎？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之开首云：“昔人论文说诗之作，多冠以斋室之美名，以志撰述之得地。赏奇乐志，两美能并。余身丁劫乱，赋命不辰。国破堪依，家亡靡托。……因径攘徐祯卿书名，不加标别。非不加也，无可加者。”解放以后，虽屡次迁居，所作诗文札记，总名之曰《容安馆札记》，可见随遇而安，“容安馆”非指一地也。以后钱例前蒲，“容膝”、“容安”皆出一典，取义也应该相同：只要能“容膝”，使身体有所寄托，哪间房子都可称“聊斋”。

这一年蒲松龄五十九岁，故自称“聊斋野叟”；蒲家庄离淄川县城六七里路，故云“近城居”。“归日”，不用说是从西蒲归蒲家庄之日；“东篱自把锄”，是指把锄务农，暂学隐居的陶渊明。蒲松龄在《九月晦日东归》诗中说：“几回闻雁秋方尽，五次休装岁已终。”可见每年只在寒食、端午、中秋、十月一、春节回家五次，各住数日。即使每次都“把锄”，也算不得农民，绝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读书、写书、教书中度过，就像钻在书卷里的一只蠹鱼，孜孜啃啮，以至枯老。因此，“自把锄”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做做样子，不会带来实际的农业收入；皮囊常空，粮无升斗之余，看似不合理，其实却是最合理不过之事。著青鞋、戴白帽、蓬双鬓，春去秋来，人不腾达，草庐依旧。没有宝马雕车，不要紧，我有自备的毛驴；不到三山五岳，不要紧，家乡的山南山北也可游赏。关键是要有一种精神，只要精神不颓，身体衰朽也不减我登山临水之雅兴。

诗题为《聊斋》，通篇不写“斋”而写人。蒲松龄自称“聊斋野叟”，后人称其为“聊斋先生”，斋与人已化而为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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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四日，往哭孙嗣服，三台在目。因忆二十许时，两人载酒登临，歌呼竟日，曾几何时，故人已谢世矣！适值辰日，不能尽哀，因托于词（二首选一）

《淄川县志·山川》：“三台山，县西南二十五里。三峰鼎立，异势同岑，揽其郁秀，仿佛太华也。俗名支锅山。绀宇层叠，上下辉映。山形险峻，昔时避乱者，全活多人。实一方福地，不但为邑中胜境也。”三台山，在今昆仑镇与磁村镇接壤处，旧时为般阳二十四景之一。

据传，朱元璋少时，讨饭至此，与人牧牛。一夜，忽口馋思啖，即与同伴将牛宰杀，从邻村农家盗来大锅一口，立三石为灶以烹之。食毕，腹果体倦，忽思天已拂晓，路有行人，何得将锅送回？朱元璋曰：“莫怕，临明之前尚有一阵黑暗。”话音甫落，曙退宵延，顷刻之间，漆黑如锅，趁机将锅送回而幸无人知也。后来，支锅之三石即化为三台山。这又是一则美丽的附会。

一别三台四十春，三峰犹效华山颦。

少年登眺如新梦，百岁风光亦浃辰。

犹拟华堂亲杖履，谁知夜室已荆榛。

白头真觉无生趣，频湿青衫哭故人。

三台山，既为邑之胜境，又离蒲家庄只三十许里，蒲松龄在二十来岁时曾到此游赏，并与孙嗣服结下深厚友谊。孙嗣服是县里的秀才，蒲松龄也刚刚进学，“两人载酒登临，歌呼竟日”，大有“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之豪情胜慨。大概当时三台山西麓的刘瓦水库还没有建成，否则，定会有“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之盛举。蒲松龄写这首诗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已经六十三岁了。连年奔波、四处设馆，竟无暇再亲三台。这次重来已隔四十春秋，是为哭老友而来的，谁知恰逢辰日，又不能尽情以哭示哀（王充《论衡》云：“辰日不哭，哭则重丧。”）只好将一腔悲哀托之诗歌，寄于三台诸峰，——你看，三台山就像华山三峰一般，已忧伤得皱起了眉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李清照《武陵春》）。

新梦，刚刚做完之梦。浃辰，十二天也。在极度哀伤之中，蒲松龄回忆起少年时与孙嗣服同登三台之情景，仿佛就像昨晚的梦境一般，一颦一笑，一歌一呼，历历在目，声声入耳。如今，音容仍在，而人已谢世，百岁光阴就如同十几天一般短促。华堂，华美之厅堂；杖履，老者所用之手杖与鞋子。李商隐《为山南薛从事谢辟启》：“方思捧持杖履，厕列生徒；岂望便上仙舟，遽尘莲府。”引申为对老者、尊者之敬称。苏轼《夜坐与迈联句》：“乐哉今夕游，复此陪杖履。”夜室，夜台，即坟墓；荆榛，丛生之杂木。蒲松龄说，本来还想到您府上亲承謦欬，以受教益，没想到您竟早归道山，墓木成丛……

虽然不能放声痛哭，蒲松龄还是禁不住一次一次泪流满面，打湿了青衫。老友已亡，白头仍在，想想毫无生趣。蒲松龄的痛洒眼泪，为孙嗣服，也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