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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历史是由一次又一次的战争相连而成，人的天赋就是进行永无息止的战争。”纵观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战争史。自三皇五帝以降，打打杀杀、东征西战的嘶喊声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演了几千年。间有功败垂成者，有功成名就者，有名留青史者，有遗臭万年者，历史都以端正的姿态给予了他们最客观的评价。可是作为创建和推动历史发展主体力量的老百姓，却被历代史家压缩成短短几个字，成为了一个又一个朝代的点缀品。“一将功成万骨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当战争来临的时候，百姓作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或迁徙异地，或躲进深山，或流离失所，或筑城以御。当在沉默中必须灭亡的时候，老百姓会自发组织起来，团结一致，选择在沉默中爆发。

二

博山自古是鲁中重镇，宋元以来，陶瓷、琉璃、煤炭产业迅猛发展，商贾云集，经济繁荣。相传，唐朝王元宝就是靠贩运博山琉璃发家，成为长安首富。史料记载：

开元间，有长安贩夫王二狗者，尝往返淄郡贩丝，微利也。一日，孤馆遇盗，财物尽失。二狗叹曰：“天不助我。”遂悬梁欲自尽。冥冥中见一老者，锦衣玉带，头戴朝冠，身穿红袍，白脸长须，温文尔雅，左手“如意”，右手“元宝”，高祖赐封财帛星君李相公是也。星君曰：“尔当大富贵，岂可轻生！不闻淄州出琉璃乎？”又舍元宝一枚，乃去。二狗遂贩琉璃，成长安首富。又感念星君所赐，易名元宝。

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博山成为各方觊觎之地。《续修博山县志》记载：

博邑处万山之中，非通都大邑之可比，宜有为兵革所不及者。然环山带水，俨然四塞以无固，而又为齐鲁门户，故南北战争，每视此为必争之地。故大兵往来，恒由于斯，即至战争宁息之余，而小丑跳梁，亦时虞窥伺。 

自明至民国，有案可稽的匪患、动乱记载有三十五处，频繁时一年就达四五次。彼时“四方亡命，啸而过市，人民荼毒，庐舍为墟”。博山自金、元时期设巡检官职，明朝设立抚案行台，后设兵备道佥事及青州府捕盗通判，“历代添设官员，以资震慑，很为应时顺势的办法”。可是，战争却并没有为此而远离这片土地。

终于，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颜神镇举人赵敬简等提议：

本镇虽有捕盗通判一员，出入无僚佐可属，进退无城池可守。诚所为独坐穷山，放虎自卫者也。请建石城，保安地方。兵备道副使王世贞据以上请。 

巡抚都御史傅颐，巡按御史段顾言，行青州府知府李尚智，本厅通判倪云鹇，诸城知县李永康，临淄知县卫心，亲诣本镇，率耆儒乡民，踏勘卜吉，督工建城，阅三月而告竣”（乾隆版《博山县志》在第二卷“城池”里介绍说“三十八年三月经始，越五月告竣。”）。

其规模如何？

城周围三里，雉堞七百三十，高二丈三尺，广五百一十八丈五尺。门四，南曰‘龙泉’，北曰‘范河’，东曰‘荆山’，西曰‘禹石’。 

其实，在创建石城前几年，时任青州府捕盗通判的魏怡，就“尝建层楼于府馆，以捍卫其治”，只是其规模较小，作用也仅限于瞭望。

三

石城建成后，“则请父老走李先生文记之”。李先生，即明代文学宗派“后七子”领军人物李攀龙。李攀龙，字于鳞，别号沧溟先生，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与谢榛、王世贞等倡导文学复古运动，被尊为“宗工巨匠”，主盟文坛二十余年，其影响及于清初。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明代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人，文学家、史学家，“后七子”领袖之一，始于李攀龙主文盟，攀龙死，独主文坛二十年。博山建城之时，王世贞任分巡青州的兵备道副使，负责长、淄、莱、新诸县的军事。石城竣工后，王世贞请李攀龙为此撰文以记，李攀龙遂写下《创建石城记》，后王世贞将其连同自己所写的《建城碑铭》一道，刻碑镌立于石城之下。因李、王名气甚高，诸多地方文献都收录了这两篇文章。李攀龙在文中详细记述了创建石城的目的：

天不吊百姓，一二长吏怠于疆事，俾一二不逞子弟揭竿如林，而负固自喜，以为父母忧。四方亡命，啸而过市，有业甒于篚中，覆之利剑，莫敢以发。而释担一呼，皆为制挺，又安可谁何？百数十年来，冀氏、姚氏九为倡乱，杀我一二长吏之戍者，以荼毒我百姓，焚荡我庐舍。憯不畏明，至令一妖女子，三勤我王师，翦灭此而后食，恶在其按察青、齐诸郡县为也！”

其中“冀氏、姚氏九为倡乱”是指自天顺年间至崇祯年间在当地发生的多次匪患。“冀氏”指冀景周，“姚氏”指姚世清，此二人分别聚众起义，不久即被平息。永乐十三年（1415），蒲台人唐赛儿“以妖术啸聚贼徒董彦皋等六千余人”，先后以卸石棚、岳阳寨为据点“出没作乱”，后经“三勤我王师”终于平乱，但“赛儿竟不获。”

四

后人在谈及这段历史时，总津津乐道于当时两大文坛领袖同为一城撰文，认为是颜神城莫大的荣幸。余则以为此论有本末倒置之嫌，王当时是主政的父母官，为所辖之地一政绩撰文纪念，原是官场上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既可凸显其地位，又可彰显其名声，是一举多得的事情。王与李又同为当时文坛领袖，私交甚笃，请李为之撰文，亦不过锦上添花之举。它的主要意义还在于，石城修成以后，为保护颜神镇百姓的生活及生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颜神镇志》对此评价说：“荒野百余年来，忽增金汤，万世永赖。”谭景文在《博山乡土志》中也说：“（修城一事）在颜镇历史上，实为空前的大建设。饮水思源，王世贞和赵敬简诸人的思深虑远，苦心经营，不知还有提到的没有？”

五

成王败寇，自古皆然。

历代史书中对聚众起义而最终又以失败告终的起义军，皆以“流寇、贼寇、盗匪”呼之。放眼当时，洪武末年，朱元璋的四子朱棣为了争夺皇位，发动了“靖难之役”，山东成了主要战场，战争令百姓流离失所。朱棣登基后，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大修宫殿，又组织人力，南粮北调，还开挖运河，先后在山东征调数十万民夫，农民徭役负担沉重。加上水、旱灾害，瘟疫流行，群众生活十分艰难。山东、河南等地的群众到了吃树皮、草根维持生活的地步。“民食草实为食。”永乐十七年（1419），“山东、河南、山陕诸处，饥荒水旱相仍，至剥树皮，掘草根……老幼流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颜神镇志•灾祥》里记载：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山东大饥。镇民剥树皮，食菜根，骨肉相杀。市头有饥民仆地未起，稍强者即刮食，仆者呻吟，乞免片刻。 

其悲惨状况，几百年后读来仍触目惊心。

此种环境下，走投无路的灾民为争夺一口粮食，为保全一条性命，只好揭竿而起。李攀龙文中所指的“妖女子”唐赛儿，就是其中一支颇具影响的起义队伍首领。

唐赛儿为山东蒲台人林三之妻，丈夫死后，在扫墓归途偶得一石匣，内藏有宝剑兵书。经日夜学习，通晓诸术，遂削发为尼，自称佛母，宣称能知生前死后成败事；又能剪纸人纸马互相争斗；如需衣食财货等物，用法术即可得。《颜神镇志•兵燹》中记载唐赛儿说：“世传赛儿能剪纸草为人马，手拿簸箕可以飞腾。”唐赛儿传教于山东蒲台、益都、诸城、安丘、莒州、即墨、寿光等州县之间，贫苦农民争先信奉。

唐赛儿率众500余转至益都西南山区发展队伍，立帅府于卸石棚寨。该地峰高783米,四面皆危崖绝壁，上建水池、米仓,易守难攻。闰正月，唐赛儿以红白旗为号发动起义，击杀前往镇压的青州卫指挥使高凤等官兵千余人，声威大震。附近九州县董彦杲、宾鸿等数十支队伍纷起响应，众至数万。山东布政使储埏、张海等急向朝廷报警。成祖朱棣闻讯,遣使诱降唐赛儿，被拒绝，随即命柳升为总兵、刘忠为副总兵,率京军5000前往镇压。二月十一，柳升率部包围卸石棚寨。唐赛儿利用柳升骄狂的弱点，派人向其诈降，声称起义军将从东寨门夺路寻水宵遁，骗得柳升派重兵据守东寨门外待战。三月十三夜，唐赛儿命人驱羊群伪装起义军走东寨门下山，吸引明军主力，自率众从明军薄弱处突围，袭杀刘忠。黎明，柳升发觉中计，匆忙遣兵追击，然不知唐赛儿去向。十六日，宾鸿率莒州、即墨义众万余攻安丘,遭山东都指挥佥事卫青、指挥王真率沿海备倭兵突袭,起义军大败，被俘杀6000余人。唐赛儿等隐匿于民间。朱棣下令搜捕尼姑、女道士近万人诘问,仍无结果；以“追剿不力”罪逮捕柳升入狱,以“纵盗”罪处死储埏、张海等12人。 唐赛儿起义，规模较小，时间较短，但发生在明朝兴盛阶段，故影响颇大。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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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有“博山城工”的砖块

有明一朝，各地起义此起彼伏，当朝者疲于应对，此种情况下，修建城墙自卫成了地方统治者最实用也是最无奈的选择。

《（乾隆）博山县志》说：“崇祯十二年，通判董重捷倡议，增建瞭台八座，今存六，其余废址尚存。”《颜神镇志》记载：“崇祯十二年乙卯兵荒，镇东南一带山谷不靖。本镇通判董公重捷倡议绅民捐资，建敌台九座。”城墙用料石、灰泥所筑，雉堞和城墙沿口、城门楼均用特别烧制的大青砖砌成，砖坯印有“博山城工”凹形字四个。

其后不久，

镇人又议城垣太卑，且二面逼近山埠，虑难守御。时际青州兵备张公问行（易州人）南出过镇，士民以城卑请，增议孝妇、怀德二乡协筑，免修府城之役。准如议，即委董公商榷，添增有差，人皆乐输，不假催督，砖石就绪。

可见民间对修城筑墙、攻防之事极为上心，人人参与其间，不用催促督查，短时间内就把砖石等原料准备就绪。可惜因上级官员调整，这次修筑未能成功，“未几，公以察去，事竟寝” 。

颜神城自嘉靖三十八年（1559）修筑完成后，经崇祯十二年（1639）增建，一直到清乾隆二年（1737），因为城墙倾毁严重，才由博山县衙拨出专款，进行了修葺加固。在近二百年的时光里，这座城墙连同它的守卫者抵御了敌人多少次进攻，又有多少乡民因其而保命，现在已无可计数。我们只知道，曾经的、现在的每一个博山人都应该好好感谢这座城池的建设者和保卫者，它使颜神在那个“九州云扰，通都望郡，凋落多矣（孙廷铨语）”的动乱年代里不仅得以保留，还使本地的经济发展日盛，让这一方土地上的老百姓受其荫育而繁衍至今。

七

历史教科书义正辞严地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起义，使封建王朝改朝换代，或使王朝的统治政策有所调整，积极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反思，农民起义军是不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农民起义的结果是否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农民起义的成果是否真真正正地惠及到了农民？拨开历史的迷雾看到的真相，或许更让人无所适从。

农民起义的方式、结果或许各有不同，但是仔细推论他们起义的根源却大体相似。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中曾细致描写朱元璋参加起义的心路历程，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这是一个真实版本的逼上梁山，也是那封建时代贫苦农民的唯一选择。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谁愿意打仗？在活不下去时，那些农民被迫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推动封建社会的发展，直至它的灭亡。

这是他们的宿命。

所以我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也许不是那么厚道，他们也许有着自己的各种打算，但他们确实别无选择。

是的，当连生存这种最基本的需求都难以维系时，揭竿而起或许是一种最好的生存方式。历史上农民起义或者造反，多半出于官逼民反。秦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愤怒呐喊，是这种循环的先声。几千年来，各路军马南征北战，各色旌旗东奔西突，各种呐喊此起彼伏。但是，我们或许更应该看到：每一次两军对垒后的尸骨遍野，每一次攻城拔寨后的妻哀儿嚎，每一次冲杀嘶喊后，都有一群群衣衫褴褛的队伍扶儿携女，流浪逃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难民。

八

通过起义实现一个现世安稳的生活环境，是每一个人的心愿。所以，刘邦攻下咸阳，约法三章，安定局面；李世民长安称帝，也把缓和战争，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作为首要战略考虑；朱元璋南京登基，颁布命令轻徭役，薄赋税。这种结果是老百姓所乐见的，这种起义也是老百姓所拥护的。但是，有许多起义军领袖显然并不具备这样的素质；或者说，在起义的前后时期，个人思想变化巨大，由一个优秀的起义军领袖变成了纵情声色、穷奢极欲之徒。江山未稳，考虑的却是面南登基，独霸天下。

李自成攻下北京后，拷掠前朝旧臣，屠戮虐杀无辜，把北京变成恐怖区。在他的授意下，民军大面积地抓人、抄家、敲诈、劫掠，其部将刘宗敏赶制了五千套夹棍专门用来对付明朝官员，“凡拷夹百官……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枣林杂俎》里说，被迫害致死的官员有1600余人。此外，他们还对无辜百姓下手，“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劫掠还不算，又规定了新政策：“令五家养一贼，大纵淫掠，民不胜毒，缢死相望。”——前门驱虎，后门进狼！

太平天囯运动，被称为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愿作洪秀全第二，即可见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初期，洪秀全制定了一系列制度，这时候的他，应该是一心希望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可是到了后期，其本性便逐渐暴露出来，抢夺珠宝，掳掠美女，大兴土木，滥杀无辜，不准平民结婚。

不仅如此，太平军进军途中，废偶像、捣孔庙、烧经书，无所不用其极。《山曲寄人题壁·禁孔孟书》云:“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金陵癸甲新乐府·禁妖书》云:“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种种举措，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史料统计，太平天国起义直接间接造成的人员伤亡大于一战、二战等任何一场战争，是人类战争史上伤亡人数最多的一场战争，大约多少人呢？——8000万。而这里面，90%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军事家、史学家如何定义这样的起义，我们不去探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战争中的每一个老百姓，都不愿意看到或遭受这样的荼毒。

九

清朝末年，捻军在北方活动频繁，其在博山活动的时间大致为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六年间。《续修博山县志》分别有以下记载：

咸丰十一年辛酉二月十二日，捻匪入境。邑宰樊公文达率众城守，势甚危。幸大兵尾其后，城得无恙。八月，又至，幸事前邑人修筑青石关，防御甚固，不得入，飏去。

同治元年九月，刘德培邀南捻数万众来。

同治二年癸亥三月十三日，清兵追捻匪六万余人，自莱芜长峪道猝至。

同治五年丙寅三月，捻匪由夏庄过境。

同治六年丁卯，捻匪自蒙沂来，由汉王寨北去。

捻军来来回回游荡于此，博山军民则花大力气修城筑垣以防备。《续修博山县志》也同样记载了这一时期博山军民修建情况：

咸丰辛酉捻匪乱后，知县樊文达重修墙垣，雉堞加高二尺，增筑炮楼二座，北城楼之东旁曰“永清楼”，东城楼之北曰“定远楼”。

咸丰十一年，捻匪扰境后，知县樊文达会同莱芜县令会勘明地势，约会淄川团长率士民修筑（青石关）关墙，东西长二十余里。缘山叠石，形势险要，为入博要塞。……是年九月，捻匪二次来犯，县民团在关防御十余昼夜，幸免于难。

咸丰辛酉捻匪入境，城外居民尽遭焚掠。事后士民倡议修筑（东西圩）圩墙，建设炮楼，同治初年创建。

西圩在县城以西，孝妇河西岸，包括税务街、西冶街、北坦、西寨等处；东圩自县城东北角起，绕峨嵋山至三元村南首，沿着河东岸，环城三面，至城西北角，与城垣相接。在冷僻处用乱石砌成，在险要点及繁华处，多用料石、灰泥。

邑自咸丰辛酉捻匪之乱，各区乡村多修筑围墙以自卫，如黑山圩寨、岳家庄……盆泉……源泉……等处均筑石围。

如此密集而大规模的修筑城垣，可以想见当时捻军在博山活动之频繁。博山南坪山上的古石城遗址，更是这一动乱历史的佐证。

现在的古石城遗址，南北长约1000余米，宽约500余米，有大小房屋100余间，四周有城墙，有的地方仍保留着完整的垛口。石城迄今虽只剩残垣断壁，但仍不难看出其当年恢宏气势。石城东侧，有一取水处，上嵌石碑一块，有“仙海”二字，落款时间为同治二年，即1863年。也就是这一年，在博境之地活动的捻军就达六万，而当时博山总人口也不过十余万。

在修筑城寨的同时，博山人民也在知县樊文达的带领下积极筹办团练以自保。《续修博山县志•兵防志•团练》中记载：“清咸丰末年，捻匪之乱，邑侯樊公文达筹办团练。” “团练”标题下小注：“此清咸丰末年捻匪乱时团练情形。”李守中在《团练议》中评论说：“结聚乡民，训习武备，村堡密迩，声势相联，犄角堵剿，足佐官军之所不及，而附郭并足资城守，洵善策哉！”谭景文在《博山乡土志》中也说：“清廷派来僧格林沁攻打淄川，结果，德培败死，捻匪散亡。推僧王致胜之由，得到吾博乡勇助力，亦诚不少。”根据县志记载，当时博境内成立团练的乡、村五十余处，各配有团长及丁勇若干，部分团练甚至还配有鸟铳等自卫武器。团练在当时动荡的社会为保护乡民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乡乡联合，首尾相接，一方有难，四方支援，佐以各山城石寨防御，进退灵活，补充了当时驻军不足的缺陷，保卫了当地百姓的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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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石为顶的石屋（李军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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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坪石城北门（李军勇摄）

十

历史的关注点永远聚焦在赢家和少数人的身上，但是每一个历史事件都不是由一个人创造的。博山的城墙石寨建设，有王世贞、赵敬简的功劳，有董重捷、樊文达的功劳；但更多的，是千千万万老百姓辛勤劳动的成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被岁月湮灭了名字，更无从得知他们的事迹。但是我们知道博山的一砖一瓦，都有他们的汗水滴在上面。我们从有限的历史资料中，找到这样几个事例。

焦桓，当时任郭庄大同会正团长，整饬团练有方，时人对其都极为敬佩。刘德培发动战乱，被官军围攻，逼进了福山，焦桓率领队伍对刘德培进行了围堵，消灭刘德培队伍几十人。后来刘德培占据淄川，多次攻打博山，焦桓率领队伍进行了有力抵制，保护了乡民安全。僧格林沁率大军攻打淄川城的时候，焦桓入谒拜见僧格林沁，与其进行了深入交谈，僧格林沁对其战略大赞，并委以重用。

钱相城，字舜友，廪贡生，精于书画。捻军动乱时，带头办起团练。其人刚正不阿，无论操练还是战争，都与丁勇同进共退，同甘共苦，部下对其也异常尊敬，无论大事小事，都不愿有丝毫懈怠。动乱平息后，他又监修了博城东西两圩，人获安堵。

徐伟煜，当时任六合团长，训练乡勇，严密防守，多次击退了刘德培的部队。后来，又提倡修建圩墙，为博城的防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于进海，在修筑西圩的时候，命家人开置两个小灶，准备好茶水供工人饮用，每隔五天就改善一下伙食，大鱼大肉，让工人恣意啖饮。后来，别的工段也开始效仿，工人劳动积极性极高，筑削之声，不绝于耳，使西圩的修建速度和质量远超东圩。

……

在那样动乱的年代里，正是因为他们，博山的城墙才能日益坚固，博山的老百姓生命财产才能得以保存，他们，才是这个地方真正的守卫者和保护者。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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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文达篆书的“秋谷防卫”

历史，翻到了新的一页。

建国以后，和平的氛围使东西两圩逐渐失去了其防御的功能；随着一次次城市的扩建改造，石城拆除了，圩墙也拆除了；散落于各山头的石寨也逐渐荒芜凋敝。历史，以她自己独有的方式终结了一个时代，又开创了一个时代。

曾经的历史终究还是会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一点什么，让我们有机会通过这一点，翻开过往的篇章，细说从前的故事。

幸好，因园的长廊边，樊文达篆书的“秋谷防卫”刻石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