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博山

JINGTOU

下馆子、进酒店常见到老博山的黑白照片，上面写的名字常常署有王乃高的名字，这位老人已年过七旬，他用镜头记录下博山半个世纪的瞬间，成为寻找家乡文化、记录博山历史最好的素材。他究竟是位什么样的老人呢？

下面咱就从其孩子的视角，一起认识下这位用镜头记录博山半个世纪的老人。

父亲退休十多年了。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却没有离开他热爱的摄影事业，这是父亲一生的追求。

我和哥哥王哲从小就受到父亲的熏陶，喜欢拍拍照照。记得小时候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们总爱把父亲的照相机偷偷地拿出来摆弄摆弄，那是一台德国产的禄莱相机，当时的价格接近两千元人民币，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照相机之一。本来禄莱相机上安装着测光表,但是买来不久就不慎摔坏了,和普通相机一样一切都是手动，定光圈、定速度全凭经验，没有自动这一说。如果，光圈和速度定得不准，拍出来的照片不是曝光过度，就是曝光不足。这种情况，对现在人来说，简直不可想象。

那时候，父亲经常到工厂、乡村搞创作，我们俩只要不上学，就跟在父亲后面进车间、下田地，真正成了他的小助手。什么情况下用什么的光圈和速度，找角度、打灯光，渐渐地也成了这个领域的行家。在部队，我们都从事了宣传工作，而且都与摄影工作有关，拍摄的作品也都获过奖。看来，小时候的“功夫”没有白费。

从部队回到地方，我去了淄博电视台，王哲到了淄博市广告公司；再后来，我到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王哲则去了《鲁中晨报》。我们哥俩这一辈子都与宣传有“缘”。这个“缘”的始点，就是从摆弄父亲那部“价值连城”的禄莱相机和做父亲的“跟屁虫”开始的。

佛经常说：“功不唐捐。”无论是父亲的这本书的问世，还是我们哥俩的成绩，都是父亲的付出和汗水的结晶，他的付出和劳动没有白费。仅仅这一点，父亲就是一个成功者。

很久以前，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时候，经常能想起父亲和他那台禄莱相机及家里那些有关摄影方面的书集。也正是由于小时候的知识积累，才使我有了今天较为丰硕的成果。后来，我在国家级的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其中包括电影和电视理论，也有很多评论文章，加起来有几十万字之多。更有幸的是，前年我成为国家对外宣传的重要课题研究——《国际传播战略研究》的成员，并成为一个分课题的主笔。我想，这就是我对父亲最好的回报。

前不久，听说有人要将父亲拍摄的作品结集出版，很是高兴。这些老照片，见证了博山的变迁与发展，见证了建国以来政治生活的变化，见证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其中，既有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各种运动）兴起与结束，也有普通工厂的党小组的组建和发展。每一段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都能引起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或美好或痛苦的回忆，也能给现代人去考证那段历史作最好的参照，这个图集是博山或中国政治生活最好的历史“播客”，它是我们50多年政治生活的变迁见证者，它娓娓地讲给你听。

这本图集里的照片，只是父亲摄影作品中很少的一部分，还有很多珍贵的照片，在搬家的过程中丢失了，也有一些照片被父亲销毁了。父亲之所以这样做，我想他是被当年没完没了的“运动”搞怕了。他们这一代经受过无数个“运动”，到后来几乎每个人都有些筋疲力尽。所以，他不想因一张照片，再去承担这样或那样的“政治责任”，去冒过多的“政治风险”。现在看来，这些担心有些多余了。那些逝去的照片，都应该是当今最炙手可热的收藏品。每每想起，总有点惋惜。

二十多年来，父亲除了自己搞一些摄影创作，更多的时间是在教书育人。在淄博，他可能是办摄影班最多的人，他教过的学生（学摄影的人）也应该是最多的。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到父亲伏案写教材，而且一写就是整整一个晚上。“文革”后期以及“文革”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知识的渴求日益高涨，摄影也成了很多青年人立志成才的一个很好的通道。但当时有关摄影方面的专业书集在市面上却凤毛麟角，很难买到，为了解决教材短缺的问题，父亲就开始自己动手编写教材，这些教材也就成了炙手可热的抢手货。当时，在来索取的人之中，竟有广东、吉林的来信。在当时资讯很不发达的情况下，这么远的地方都能够知道这个手刻板的（首先将字刻在蜡纸上，再用手动的油印机一张一张地印刷）教材，足见这部教材在当时的影响程度。面对每一位索要者，父亲都是免费寄送。

父亲出生在解放前，由于家境贫困没钱读书，到小学五年级父亲就没再进过学校。由于自己勤奋好学，解放后，他还当上了扫盲班的教员，边学边教，也正是那个时候，父亲练就了一手好字；他还当过摩托车教练、宣传干事、科长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父亲虽然在许多方面都有所成就，但却很少对人说起。他相信“路是人走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面对父亲，我总能想起“桃李不言，下自成溪”的诗句。

“道，可道，非常道。”父亲的处事哲学和创作路线都采取了一条中间路线。他既遵循传统的美学，又鼓励年轻人不断探索；他育人，却不强迫人。对前沿性的理论文章，父亲看的好像不是太多，一些超现实主义的作品，他好像也难以理解。对这些东西他既不排斥，也不接纳。在创作的风格上，父亲好像更喜欢中庸之道。由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所以很少谈及理论和专业方面的问题。

“求是与求不”是近几年来理论界津津乐道的一个词汇，这是一个深层次的政治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综观父亲作品，似乎早就蕴含着“求是与求不”的表现理念。所以，他的作品是平衡的、通畅的、自然的，没有过多的夸张，更不张扬，像一幅幅清秀的水墨画、静静地诉说着过去的日子和那一段段不平静的岁月。父亲的作品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真实，一种客观的存在，一段生活的进程，一些鲜活的故事。

人类对光学幻觉所进行的科学探索与实践，在时间上，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但对于“光影理论”的认识与应用，便可以从2000多年前的中国说起。据有关文献记载，公元前5世纪墨子就有“光至景（影）亡”的学说，汉武帝时期就有了“灯影戏”。13世纪“灯影戏”传入中东、欧洲、东南亚等地，发展成了“走马灯”。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根据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在小孔成像的原理，并使用化学方法，将形象永久地固定下来，“达盖尔摄影术”的产生，把我们的形象记忆直接化、可视化，它可以让过去的历史更真实、更永久地保存下来。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不但要感谢生活，更要感谢照相技术。2000多年，正好与博山的历史相差无几。这不仅仅是一个巧合，更是一种机缘。

再过很多年，父亲的这本图集，对博山人来说，可能不亚于某种理论的诞生或一个什么样的发明。因为，这是博山50多年政治生活的见证，也许不仅仅对博山。

时间是不无重量的。父亲的这部图集，点点滴滴都是时间的积累，是一段凝固的历史。当我们的子孙们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惊叹道：“哇噻，我们过去的家园和我们的先辈的生活竟然是这样的一种情景……”

有人说，摄影是一种语言。父亲就是这种语言其中的表达者和诠释者。

作者： 王 智